人物周刊：就你的观察，当下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贾樟柯：跟我们年轻时一样，患得患失。每做一个选择，如果需要在现实利益跟希望之间选择，最后结果一定是妥协。我不是说理想应该跟物质绝缘，这个不矛盾。但20岁有20岁的经济模式，25岁有25岁的，不要试图去跨越它。16岁的女孩没必要因为没有LV或者迪奥的包而焦虑，现在很多年轻人，有跨越他年龄段的欲望。 人物周刊：你年轻时应该也有这种追逐财富的愿望。 贾樟柯：我在更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渴望财富。但是我一直告诉自己，应该随着我热爱的工作和事业，来改善财富的状态。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想做的事情为你带来财富，而不是迷失在(追逐)财富的过程里。 我拍《小武》时没有任何工资，但我特别感恩，因为终于可以拍一个长片了。我拍了一个我爱的电影，如果多配合做一点努力，票房好一点，地区版权卖得多一点，慢慢就有财富了。有一次，我跟一个记者开玩笑说别再跟我谈财富问题，我28岁时已经解决自己的财富问题了，没兴趣再谈它。29岁，最多的时候我一张存折上有500多万，那是1999年啊，我全部扔到《站台》里拍片子了。 人物周刊：年轻人对物质的焦虑，不应该只由他们自己来买单。 贾樟柯：这个当然不怪年轻人，怎么造成这个现象才是最重要的。话说回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从文化开始改变。现在我们文化里有一点很不好，就是懒惰。作为惰性文化，无论权力，还是资本，既得利益者所传达出来的观点，在这个社会上基本得不到抵抗，这就是懒惰。不仅不抵抗，而且还努力地成为他们，或者努力地用自己的努力证明自己也可以那样，这就是文化出了问题。我们总觉得制度改变了，文化就会改变。恰恰是有什么样的文化，才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文化。过去80年代我们有这种制度改变的理想，现在他们变成一个一个利益集团，都在维稳。你说理想为什么失落，说得狠一点，就是背后有一个群体不希望改变，所有的理想都是在寻求改变。 人物周刊：你曾经做过一个演讲，《我们这一代的怯懦》。当下社会，集体失落了什么让你最痛心? 贾樟柯：主要还是反叛精神。大家都明白有些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但在实际的生活里基本上都认同，都争着去证明自己也可以附和那样一种价值标准。政府一直在强调文化，但我觉得，中国没有宗教提供思想资源，那么我们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呢?没有了。如果电影、文学都不能提供这些，来自文艺、哲学、社会学之外的资源没有，连艺术方面的资源都没有的话，我们就处在一个很尴尬很贫乏的阶段。我们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努力去重新提供这些思想资源，是一个很迫切的事情，但是我也不知道。呈现问题很重要，哪怕我们不知道解决之道，也先把问题讨论清楚。有时候，最大的迷茫来自于我们出了什么问题都不知道。 人物周刊：你现在最大的迷茫是什么? 贾樟柯：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很多人一直致力于去形成文化共识，却总是像沙子一样，不停重建，整个国民仿佛变成五毒不侵、一句话都听不进去的一个群体。最大的困惑就是经历了很多周期之后，我们干的还是同样一个事情，还是在同一个起点上谈论。比如对权力的批判，1990年代时很多人离开权力、离开体制，但是现在，年轻人都拼命考公务员去了。这些周期看得越多，失落感也越强。比如说户籍，我上中学时看路遥的《人生》，里面就在说户籍问题，1980年代文学作品提出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还在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