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逝世80周年。80年来，鲁迅的目光似乎并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现实社会。现将15年前的旧作呈献给我的同胞。让我们听听他在80年前的“呐喊”。 在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先进的文化总是以其智慧的焰火照射着民族的未来，以其浓烈的浩气浸润着民族的脊梁。她与民族一起同生存，共赴难。先进文化中所蕴含的科学的思想理念，坚毅的民族自信，博大精深的人文哲理，使得理性与思想的光芒一脉相承，从而使它像一座座闪亮的灯塔：凸显着民族伟岸的身影，昭示着民族不灭的灵魂。 鲁迅，就属于这灯塔中的一个。 穿过漫漫时间隧道，跨越重重历史变迁。这位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文化伟人，用他如椽的巨笔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重重勾划了一圈，留下至今不逝的光环。他上世纪那摧枯纳朽的“呐喊”声，今天仍回荡在历史的天空，让人震撼，让人欢呼，让人奋进! 鲁迅是一位彻底的改革者 鲁迅毕其一生精力，竭力呼唤着新事物的诞生和诅咒着旧事物的死亡。他认为：“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以诞生的机运。”他主张新生命的速生速壮，旧事物的速朽速亡。在鲁迅看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新“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他甚至更无所顾忌的喊到：“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 鲁迅反对循古守旧。他曾形象的比喻说，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是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鲁迅一惯主张积极变，主张积极进，反对不求前进的观望等待。在他看来，“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鲁迅是个急性子，他不想等了，他也等不住了，他干脆来个“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 诚然，改革几乎从来都是逆水行舟，正像鲁迅所告诫的那样：“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他批评道：“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动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鲁迅以为，事物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 鲁迅志在民族，志在民众，志在革命 鲁迅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他曾写到：“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高议宏论，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改革者应“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 鲁迅深知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没有这民众的“泥土”，那些“天才”就“像一碟子绿豆牙”。他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他进一步明喻道：“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即阿尔卑斯------引者注)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鲁迅更知民族精神的可贵，认就“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鲁迅一向寄厚望于青年人，认为青年最具“生力”，是将来，是明天，是希望。因此，要“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青年要有“地上本没有路”的认知，朝着希望的目的地大胆走去，“遇见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反对一切脱离民众，脱离生活，脱离现实的说教，说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是何等的彻底啊!他关注国民，关注民族，关注将来。他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担心，他也“恐惧”———“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要不被“挤出”，“这事极须劳力费心”。“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因此，他也就把“从古以来”的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称“是中国的脊梁”;把那些“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他也幻想，但他以为“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他“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人要立足实际，立足现在，因为“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他衷恳地告诉朋友，“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好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他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憎恶与批判是鲁迅思想的主要表达形式 鲁迅一生中充满了对假、恶、丑的憎恶和对真、善、美的渴望。他特别痛恨的是那些道貌岸然、“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的伪君子。他深切体验到：“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情感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 他追求真与善，给伪科学的伎俩予以无情戳穿：“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 他追求真与美，追求文化的纯与洁，对于那些文化小丑们给以无情的嘲笑：“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 其实，鲁迅的憎恶与批判最突出的表现还是他直面现实，大胆对中国国人的精神弱点——“国民性”的弱点单刀切入。他说这弱点其“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试看：“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他同情受压迫的奴隶们，鄙视奴才：“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热烈攻击着所非，热烈主张着所是，认为“不偏不激”“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他嫉恶如仇，至死“一个也不宽恕”。 时光荏苒，社会境迁。鲁迅离开我们已整整六十五年了。一代伟人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脚印，还是那么重，还是那么深。鲁迅因民族而得以永存，民族因鲁迅而赢得自豪。在这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常被异化的时下，鲁迅无疑是国人精神世界里上好的“巨能钙”。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不仅如此，鲁迅这颗心通向每一位民族同胞，通向世界人民。 2001年10月15日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