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南京参加这次座谈会。首先，我要向座谈会表示祝贺，并向操办和主持这次活动的余会长、刘会长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第一次到南京是1995年，那时我刚到《长江文艺》做编辑，来南京组稿，记得在江苏作协与叶兆言会面，当时江苏作协在湖南路办公，我这次来南京，下榻的酒店正巧也挨着湖南路；我第二次来南京是2000年，距今也有二十多年了，从火车站到酒店的路上，看到沿途市容市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心里真有一种满满的沧桑感。 刚才在车上和刘会长聊天，我们一边感叹这几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边感叹社会的道德文化呈现出整体滑坡乃至塌陷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主要原因当然跟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的质变有关。但除此之外，文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些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观念，跟前三十年流行的观念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例如以前讲地主资本家剥压工人农民，是靠剥削工人农民养活的，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共产党领导工农革命，翻身求解放，建设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来源。但现在这些被人奉为真理的价值理念被彻底颠覆了，剥削有罪变成了剥削有功，地主资本家靠工人农民养活也变成了工农靠地主资本家养活，人们不应该质疑和反抗，而是应该感谢这种“福报”。这种观念不仅越来越被大众接受，而且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剧，宣扬的大多是这样的观念，讲述的都是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成为人上人的故事，到处都是富丽堂皇的写字楼、会所、洋酒盛宴、富商大贾和帅哥靓女，与那些以民国为背景的谍战剧实行了无缝衔接。穷人从这些影视剧中完全消失了，或者即使出现，也是一种委琐不堪、面目可憎的样貌，与那些高大尚白富美的富人构成正反两极的对比。如孙红雷主演的电影《全民直播》以及前两年热映的《消失的她》，将一位富豪和一位富家女塑造成外形完美，内心高尚的形象，而反派角色都出身贫寒，奸诈凶残，从而得出“富养良善穷养奸”的结论。 这决非只是审美趣味的改变，而是一种价值观的投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反映。胡锡进、易中天等人提出“贫穷是万恶之源”，将这种价值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使穷成为了一种原罪。前不久看一篇公众号文章，作者破口大骂穷人是“穷鬼”“傻狗”，透露出一股浓厚的社会达尔文和法西斯主义气味。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真理性，即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流的社会里，文艺和一切意识形态必然要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主流的社会，文艺必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是由文艺的阶级性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主流文化精英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曾大肆抨击前三十年的文艺创作把工农兵塑造成“高大全”，是假大空，概念化、模式化，严重损害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标榜揭示超阶级和普遍人性的“纯文学”，一面却大力鼓吹和宣扬充满阶级偏见乃至歧视性的作品。
由此可以看出，文艺在改变社会的价值准则、道德状况以及世道人心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搞土改，分田地，翻身得解放。美国人韩丁（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寒春的哥哥）写了一本记录华北土改的《翻身》，在这部书里，他提出了一个词“翻心”，意思就是农民通过土改，不仅在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而且从精神也就是内心上改变了原来的旧观念旧习气，从里到外都变成了新的人。这就叫翻心。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反映这种从翻身到翻心的历史进程。但八十年后的精英文艺，却将这个进程又颠倒回去了，当然，他们不叫颠倒，而用了一个从国外引进的后现代主义概念“解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到后来的所谓纯文学，都是这样干的。所以曹征路先生讲，他们是打着“纯文学”口号干政治的活儿。 这几年，网上很多人批莫言，甚至起诉他，说他的作品污蔑八路军抹黑新中国，其实并不准确，不少网友只盯着《丯乳肥臀》不放，很少注意到他那部颠覆土改，并在文学界赢得极高评价的《生死疲劳》。具体说，莫言“抹黑”的只是前三十年，而对改开后中国，不仅没有或者很少“抹黑”，而且是不吝赞美的。这同样是文艺阶级性的体现。 其实，论对土改的颠覆，《生死疲劳》远甚于前几年被批判下架的《软埋》。许多人盯着莫言骂，无非是他得过诺贝尔奖，名气大。却不知持莫言这种立场的作家在中国文坛占绝大多数，在八十代，这种写作代表了一种政治正确，不这样写连作品都发表不了，更别说获奖了。 我曾经批评过莫言，但有时也为他鸣不平，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莫言毕竟只是一个作家，再著名，也不能让他一个人为整个时代和历史“埋单”吧！ 扯的有点远了，还是回到咱们这个座谈会来。 我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不止一次参加过自己作品的研讨会，以前接触和听到的都是文学界专业读者的声音，近距离同这么多普通读者交流，只有在《黑与白》问世之后。迄今为止，写文章评论《黑与白》的大多也是普通读者。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文学的生命力究竟由精英们书写的文学史决定，还是来源于由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组成的人民的不断阅读与评说呢？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随着资本剥压的加剧，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比以前更加艰难、严酷。文艺的阶级性也进一步实现出来。作为一个作家，面对这种境况，是充当资产阶级的吹鼓手和装裱匠，还是用手中之笔，为深受剥压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而呐喊，就不仅关系到作品的生命力，更关系到作家的良知等一系列严肃课题。我认为，《黑与白》正是我对这些课题作出的回答。 谢谢大家。 （本文系刘继明老师在《黑与白》江苏读者交流座谈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