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几篇过去熟悉的鲁迅的文章，忽然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闭目静思，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民国时期。 看了《纪念刘和珍君》，就想起了周秀云。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写道：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周秀云事件： 新华网太原1月16日电(晏国政)：“2014年12月13日，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龙城派出所民警在处置“龙瑞苑”工地警情期间，发生一起河南籍民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案件。案件发生后，一则‘警察打死讨薪女民工，倒地后仍遭脚踩头发’的图片消息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广大网民高度关注。”“1月29日，受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委托的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根据对‘12•13’案件死者周秀云的尸体检验及法医病理学检查结果，结合现有案情资料、病历资料、毒物化验结果综合分析，认为周秀云系‘因钝性暴力致闭合性颈部损伤(颈椎骨折、颈椎间盘断裂、颈髓挫伤)，而死于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据此，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检察院对涉案民警王文军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致死)继续侦查。 刘和珍是向政府请愿而遭警察暴力致死;周秀云为讨薪而遭警察暴力致死。区别在于，一个为了理想，一个为了生存。为了理想，思想境界自然高一筹，而为了生存，其历史感更加的深重!刘和珍“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周秀云死前美滋滋地为丈夫、孩子包饺子。都是善良的弱女子，都死于警察的暴力，我实在难以将她们区分开来。 读了鲁迅的小说《药》，忽然想起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在北大演讲 小说《药》写的是，主人公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能治痨病，居然让孩子把革命者的鲜血当“药”吃，而且对革命者这样冷漠无情，对刽子手康大叔反倒毕恭毕敬。茶馆里的一伙人对革命者宣传革命，“感到气愤”;对革命者挨牢头的打，幸灾乐祸;对革命者叹息牢头不觉悟，纷纷胡说“疯了”。革命者被杀害，人们“潮水一般”地去看热闹。 2015年11月3日，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利•哈里斯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他说：“国际公海和空域属于每一个人，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例行的航行自由行动与我方所言和外交上所做的相一致，我们以此来明确表示，美国继续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南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一个例外。”这里可能有一个翻译上的失误，“南中国”指的应该是“中国南海”。我不知道“北大人”听完美国的将军的这番话时作何反应。尽管他这是说说而已，不一定成为事实，但他这是对这个民族尊严的公然挑衅。 华老栓是愚昧，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没有完全失去人性的尊严，至少在小栓眼里，父亲是为他好。但北大请人来做挑战民族底线的演讲，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虽然说北大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但不能没有底线。美国讲究自由吧?但是我们的马云多次申请到哈佛大学演讲都被拒绝了，这说明人家还是有底线的。底线体现着人的尊严，是由人的尊严所划定的。如果人没有了尊严，自然就没有了底线，随便怎么样都行。反过来，人要是没有了底线，尊严也就不复存在，别人想怎么对待你都是可以的。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动物，最的根本的标志就是具有动物所不能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尊严。从人揖别动物的那一刻起，人就不能再被当作动物看待了，人从此就具有了作为人的尊严。这就是说，尊严是人区别于动物最原始的、最根本的标志。有了这个区别，人们才会有认识，才会有科学、道德、艺术等等，有了这些文化之后，人们才逐渐地脱离愚昧，具有了理性。可见，尊严是人先前的事情，脱离愚昧则是后续的事情，人要脱离愚昧，其前提就要有尊严感，自己都不拿自己当人看，怎么可能摆脱愚昧呢?看来“北大人”比华老栓的愚昧倒退了不少。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更是意味深长，他塑造的孔乙己应该是民国时期的落魄知识分子的缩影，可细细品来，发现孔乙己也是当代一些知识精英的自画像，所不同的是，孔乙己的长衫换成了当代人的文凭。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 …… 窃书，不就是剽窃吗?如今知识界有多少是不以剽窃为生的?而且还“窃“到了国外。2015年 9月 25日，美国总统欧巴马在与习近平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讲话说：“我再次提出，我们极其严重地关注对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造成的日益猖獗的网络威胁。我指出这种活动必须停止。美国政府不从事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今天，我可以宣布，我们两国已经就今后的方向达成共同谅解。双方同意，不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不从事通过网络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也不支持这类活动，其中包括商业秘密和其他有利于取得商业优势的商业保密信息。此外，我们将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国家一起倡导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准则。”“所以这是一个进展。但我必须强调，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完成。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扩大合作，同时美国将继续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保护美国公司、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利益。” 看来，我们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的情况很严重，要不然奥巴马为什么要当着习主席的面“再次提出”“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呢? 细细品来，发现我们现在的所有事情都能和民国时期对上景。现在有的，民国时期都有，比如贪官、买办、假洋鬼子、甚至妓女和麻将牌。说到麻将牌，自然想起民国的最高领导人和当代曾经的最高领导人都能打一手好牌。打过牌的人都知道，输赢既不在于外源性的力量，也不在于内生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各张牌之间有无限的组合方式，完全在于对手的打牌的心理，全仗勾心斗角耳!。 既然勾心斗角，就少不了以欺骗为营生的骗子。小时候常听大人们故事，在旧社会有人到街上的澡堂子里洗澡，去时只穿一件长袍，下面不穿裤子。等洗完澡，这人就朝伙计喊道：“我的裤子呢?”伙计疑惑道：“没有看见您的裤子呀。”“混账!我能不穿裤子出门吗?”伙计一看这是穿长袍的惹不起，老老实实地赔他一条裤子钱。如今的骗子简直是多得不得了，且骗术越来越高，防不胜防，任何一项“骗技”都可以上吉斯尼记录。然而有人还嫌不够，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以推波助澜。 当然也有民国时期有的现在还暂时没有，比如租界现在还暂时没有，不过看美国海军司令在北大演讲的阵势，估计也会有的，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到时候恐怕会有连租金都没人给的“租界”。 民国时期所不能的，现在照样也不能。比如，民国政府无法保证货币的稳定,金圆券的情景估计大家都不会陌生，一袋子钞票卖不到一袋子面粉。现在的情形如何呢?《天府早报》有一篇报道： 1977年汤婆婆在银行里存了当时可以买下一套房子的400元钱，一忘就是33年。33年后，这400元存款产生了438.18元的利益，扣除中间几年需要征收的利息税2.36元，汤婆婆连本带息仅可取出835.82元。 记者专访了有关专家为读者进行分析。 1977年： 400元可买400斤猪肉 汤玉莲婆婆的400元在1977年确实是一笔“巨款”了。“当时全国人均存款只有20元。”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教授王燕鸣告诉记者，“1977年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是36元。”网友京东散人说：“1977年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15元足够了。400元相当于大学生两年的伙食费。”也有媒体报道，当时这400元，足够买一套房子。 记者查询了一下1978年的物价情况：面粉0.185~0.22元/斤,猪肉0.85~1元/斤,北京地铁票价0.1元,水费0.12元/吨,中华香烟0.55元/盒，茅台酒8元/瓶…… 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记者计算了一下，汤婆婆当年可以用这笔钱买400斤猪肉，1818斤面粉，727盒中华香烟或者50瓶茅台酒。但按现在的物价来计算，835.82元仅可买420斤面粉，69斤猪肉，40盒中华香烟或者1瓶茅台酒。 货币都是政府发行的，没有那个政府希望自己发行的货币不值钱，但是它就是越来越不值钱，你有什么办法? 幸福的人们总是千差万别的，而不幸的人们则往往是雷同的。当下的情形有这么多与“民国”相似，说明历史在重复。 既然历史在重复，人们就自然会想到，会不会再出现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呢?有人说了，毛泽东太杰出了，中国千年才出现一个。美国人也说过，他们很庆幸毛泽东已经死了。似乎都认为不大可能再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但我认为，不一定! 毛泽东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横空出世般地来到人间，他是在一定的情形下人们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广大的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选择了毛泽东。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战乱不停，受尽蹂躏，以往的一切方式都行不通的情况下才选择了共产党。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党的领袖的，是在斗争中发现其他的领导人都不行以后，毛泽东才被确立为党的领袖。 一段历史总会有一个杰出人物的引领，关键是看这段历史是由谁主宰，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主宰一切，无论当代的一些人怎样地吹嘘所谓的“黄金的十年”，但不能忽视四大家族的威力，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是不能撼动的。在四大家族中，蒋介石就是魁首;在贪官污吏主宰的历史时期，必然有一个最大的利益获得者;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必然要出现一位杰出的人民领袖。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民族将被推向命运的绝顶，革命是必然的。 现在很多人都忌讳“革命”这一词，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祸国殃民。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这个逻辑，他们本来就是带着某种目的投靠革命的，一旦坐稳了位置、取得了权力就立马反对革命。革命与反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由一次次的革命推动的结果。假如从来都没有过革命，现在可能到处都建有“斗兽场”，时不时有人买几个奴隶在里面厮杀，供阔人们解闷，先前的欧洲贵妇们喜欢看这个;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封建统治集团，如果没有这些农民起义，整个官僚集团不知要任性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今天的八小时工作制。 2015年11月13日法国首都巴黎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也是有着革命的缘由的。虽然“恐怖分子”的方式方法忒狠了一点，是进步的革命者力戒如此的。但从缘由上说，是不得已而已。你控制了别人的命脉，别人怎么也得挣扎一下吧？有学者将“恐怖主义看成是对全球暴力的应激性回应”，是有道理的。 革命是必然的，是人类通向命运自决的必要环节，是人类进步的阶段性转型。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之后是不断进步的，进步的标志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实现自由，而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失去自由。 自由，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资产阶级鼓吹的那一套自由观念根本不行，它是一种只顾自己而不顾其他的“伪自由”观，用它来反对神权、反对封建专制具有一定的意义，而就整个人类而言，是不彻底的，不是真正的自由。比如，资产阶级的承认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那么，当一个自由的个体遇到了另外一个自由的个体时该怎么办?是一争高下还是握手言和?在资产阶级那里，和平共处没有现实的基础，现实中的人们只有竞争的关系。于是当一个自由的个体遇到另一个自由的个体时，只有通过竞争解决问题。在竞争中获胜者获得应有的权利，失败者让出权利，他还可以自由地与另一个对象展开竞争，或成功或失败，最终必然有失败者失去了一切权利，成为除了身体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存。在竞争中获胜的人们并非心安理得地在那里享用胜利的果实，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劳苦，时刻准备应对另外的竞争者。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然要拼命积累竞争的资本，一方面加强对雇佣者的剥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应有的权利，无产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诉求于法律，要求保护自己既有的利益，于是确立了私人财产圣神不可侵犯的基本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法律保护的只是有产者，而无产者则是在法律的保护之外，于是两大阶级被固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被确立。在这种关系中，多少人能有多少自由?可想而知。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如果非得说有自由的话，那就是资本家有剥削工人的自由，工人有被剥削的自由。 那么，人类到底能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关注一下人类的总体命运。人类的命运到底怎样，这是一个十分庞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就是写几本专著也未必能说清楚。我在这里大而化简，只是画一个简单的轮廓。 人类起源于自然，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那一刻起应该是人类的起点。由此开始了人类漫长的历史。既有起点，就必有终点，那么人类终点又在哪里呢?人类不可能如此地永远走下去，走到一个全然不知的地方，必然有所回归，或回归于起点，或回归于自然，这预示着人类有两种命运的可能。 人类的起点可以称之为人类最初始的一次革命，这一革命性体现在人类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宰者。人与自然分离的关键点是劳动实践，人的劳动实践与动物活动的根本不同在于，人的劳动是人们自觉地运用自然规律的过程，是主动地适应自然的。如将果子采集下来吃掉或者囤积起来慢慢地享用，都是动物性的活动，如果将果子里的核或者籽埋到地里，生根发芽，以期来年结出更多果子，这就是人劳动了，这体现了人对自然规律的“创造”性的利用，而不是简单地利用自然规律，更不是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动物则不能利用自然规律的，只能是消极地适应自然环境，完全受自然规律的支配，物竞天择。所以，人是什么，一定要从实践中理解，离开了实践，无法准确地把握人的本质。 由于人的劳动自觉地运用了自然规律，因而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更多的产品有两个意味：一个是能够创造性地生产出多于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料，由此决定了人区别于动物所具有的优越性和尊严;另一个就是能够生产出多于劳动者本人需要的生活资料，即劳动的剩余产品。而劳动从来都是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这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是有目的，这目的肯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人。这样，劳动一开始就具有利他性质，道德从此有了最初始的渊源。 这就是说，人类一开始就有道德自律的本质，人不仅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主体，而且还是自己决定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唯有此，人才能与动物区别开来，从自然中分离出来。 本来，自然律和道德律应该是人类进程中两条并行的规律。但是，由于劳动的剩余产品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一部分作为维持个人的生存，另一部分被他人占去归为己有，使得劳动成为纯粹的利己的活动。这样，劳动中的利他性质没有了，道德律失去了现实的依据而成为空想的东西。 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的剩余产品被剥夺，剩下的只有维持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劳动者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不断地增加劳动量，希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同时，剥夺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剥夺地位，必须不断增加对剩余产品的掠夺，以积累财富。这样不仅使生产劳动变成纯粹的利己活动，而且使得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去关注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样，从观念到现实，起作用的是自然规律，而道德律则失去了现实的必然性，被人们忽略。而且剥削关系一旦确立，人也就被物化，被客体化。自然律就不仅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利用的东西，而成为决定人、支配人的行动的东西。即人由支配自然律的主体变成了被自然律支配的客体。 人变成了客体，以自律性为根本特征的道德律自然是不复存在，失去了现实的必然性。而现实中的一些所谓的道德规范都是与此无关的凭空杜撰，它们不是出自于主体自律的行为规范，而是一些人编造出来以规范他人行为的东西，出自于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不要为富不仁”是穷人对富人的希望，“安贫乐道”是富人对穷人的欺骗。这些也就是说说而已，对人没有实实在在的约束力。 由于道德律失去了现实的必然性，一些学者就只能凭空地解释道德现象。他们抽象地将人们的行为区分为“善”和“恶”，要求人们弃恶从善，要知善、信善、行善。但是这个“善”是杜撰出来的概念，它既不是现实的存在，也不是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理性之中，是一些人杜撰出来强加于人的。这样，无论道德学家们描绘得多么地天花乱坠，现实的情形往往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因此，在私有制社会里，根本不存在有道德的自律，只有他律。而处在他律中人们是不可能有自由的。人们只有作为道德自律的主体，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规定自己的行为规范，才是自由的。而道德自律只有在公有制社会里才有现实的必然性。在公有制社会里，劳动者之外没有一个剥削者的存在，劳动不再是纯粹的维持生存的手段，从而摆脱了纯粹私利的性质，成为利他性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自律就有了现实的必然性，这就是说，唯有公有制才是道德自律的现实基础。 接下来的问题是，公有制到底能否再次实现，私有制到底是不是人类永恒存在的方式。 从人类历史来看，私有制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相对于人类发展的长河，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片段，这个片段不可能代表人类的全部历史。无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还是从人类的固有本质来看，都不允许私有制走得太远。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自然界不属于哪个时代的人，更不属于哪些人，而是属于整个人类。全人类不只是一个横向的概念，更是一个纵向的概念，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甚至一个时代都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瞬间，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未来的路程十分漫长，甚至是无限的。与此相应，人类生存必需的自然物质也应该是无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平衡的。但是根据私有制发展的现状和必然趋势，自然资源不足是肯定的，资源危机是必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很难达到平衡。 本来人们的物质生产是为人的基本生存提供生活资料，如果基于这样的生产目的和方式，人们对于自然物质的消耗和使用是有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但是在私有制情况下，物质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剥削，而剥削必须借物质生产以积累财富，必须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就必然导致自然物质的超量使用，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自然资源显得不足。在市场作用下，越是不足越是促进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而导致资源危机，引发战争，或者限制一些人的发展，以减少自然资源的压力。这样，非但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反而会因为对资源的争夺与反争夺、限制与反限制的较量而导致自然资源开采和破坏的竞赛，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恶性循环。 但是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若任其私有制的发展，自然资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而人类总是要生活下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限制，不可能让私有制走得更远。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当公有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物质产品按需分配，人对自然物质消耗就达到了平衡状态。按需分配并不是说个人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当公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东西都是公共的，完全属于个人需要的物质产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在公有制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很大的解放，精神生活全面展开，人生的价值不再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而是体现在文化艺术的创造上。 私有制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同时，也使人的本质被异化。前面说过，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实践决定的，而最初的劳动实践本身具有利他的性质，唯有这种利他的劳动，才使得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从而获得人的本质。私有制的产生，使得人的劳动变成了纯粹的私利性的活动，这就使得人失去了原有的本质，人被倒逼回自然，人性回归到动物性。 在私有制社会里，市场竞争是支配人们一切行为的唯一规律，市场竞争所遵循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本法则与自然法则并无并无二致，市场竞争中的人们被降到客体性的物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虽然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人们都受着市场规律的支配，仿佛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捏住了所有的人，让人们动弹不得。这就完全否定了人作为自觉自为的本体性的存在，将人视为物并被控制在物质规律之中。尽管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科学技术，并成为人的理性的基本构成部分。但是科学技术不但不能使提高人们的主体性，反而是使人物质化的强大工具。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当两个“人”相遇时，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父母所生的，还是生物复制而成的。 人被物化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纯粹的物质关系，人们之间完全依据于物质标准，或强大、或弱小，或为我所用、或为他所用，不存在有独立的人格问题。这样人与人之间，彼此都不用当作人来看待，所谓团结友爱、甚至于亲情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些“博爱”、“至善”等概念，也都是凭空捏造的，因为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利他”的根据。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现实的私有制社会中的人们的意识中没有一点“利他”的成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只能是一个个纯粹的私利个体，不可能凝聚集团和阶级。私有制社会里的阶级和集团虽然主要地是有利益的关系聚集起来的，但还是有一定的利他的成分，正因为这些利他的成分，才能比较广泛地凝聚人心，才使得一些集团或者阶级具有存在的条件。在实际生活中，利益交换的关系并不是每时每刻地一一对应的，总有一些利他行为，比如，捐赠、慈善、公益事业等。但是在私有制社会里，利他总是相对的，而利己的私利则是绝对。阶级或者统治集团的私利是绝对的，它们的一些利他行动是以统治阶级或者集团的一己私利为前提的。利他是为了更好地利己，当利他与利己发生冲突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己。这和公有制条件下的纯粹利他是完全不同的。在私有制社会里，被剥削的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利他的，但这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如果消除了剥削者，同样是这些行为，他们也会欣然接受。 总的来说，私有制使人走向片面发展的道路，即偏离了道德律，受制于自然律。这样人们越来越失去了道德自律的主体性，越来越成为自然物质的奴隶。任何发展都不是一条纯粹的直线，发展的无限性并不是这条直线的无限延伸，离起点越来越远，永不回复。这不叫发展，更谈不上发展的无限性。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向起点回归。因为发展是对立面的转化，是一物转变成他物，但这个他物不是别的什么的他物，而是自己的他物。所以发展总是朝着起点回归，仿佛回到起点。 回归到起点是必然的，如果将私有制看成是唯一永恒的，唯一起作用的就是自然律。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人类属于人的东西将越来越少，越来越物质化，最后重新与动物为伍，回归到自然，人类命运由此而终结，走向下一轮的物质循环。 但是人类既然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就决定了人终究不是物，终究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不会回归到自然，而是回到自己的起点，即向自己的本质回归。人类自从生那天起，人就作为人类世界的本体存在在哪里了，人若不存在了，人类世界也不复存在了，而且正是因为人存在，才有了世界这个概念。所以人作为世界的本体性的存在是确定不疑的。人这个本体不是消极被动的，不是等待去认识、去解救的存在，而是自觉自为的、能自己赋予自己主体性的本体。人作为本体和人作为主体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人作为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具有相对性，在此处是主体，而在另外的地方则可能就是客体了;而人作为本体是指人是绝对的主体，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总是区别于物的主体，人总是人。只有这样理解人，人才是命运自决的主体，是道德自律的主体。只要人们实现了道德自律，自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人没有了道德自律，就必然陷入他律之中，也就没有自由的可能性。所以人类只有回归到初始本质，回归到道德自律上来，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地重复人类的原始状态，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回归。这时候的人们，其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人类理性的一部分。但它不是人类的全部理性，不能由它支配人的一切，它必须受道德律的支配，是在道德律的统辖之下的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能力。 在道德律的支配下，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利用将到达更高、更加全面的水平。目前人们关于对自然认识和利用的科学技术还处在简单、片面的发展阶段。现在人类虽然对自然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取得了一些科学技术成就，但并不等于科学技术就高度发达了。就算是到了那一天，自然出生的人和生物合成的人站在一起难以区分，也不能算是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因为失去道德律支配的科学技术总是简单的、总是片面的。 所谓简单，就是简单地使用自然物质和规律，而不是创造性地利用自然规律。例如，现代科技对自然物质的利用多是消耗性的，而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用一点就少一点，不可再生，不能重复，这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本意。在这点上，现代人还真不如原始人，原始人的植物种植也好、牲畜养殖也好，都是在不消耗任何自然物质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这样的生产过程可以无限重复。原始人利用自然规律的过程虽然简单，但它毕竟是创造性地使用了自然规律，无损于自然，却又创造出多于自然所能给予的物质资料;无损于他人，却又能提供他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科学技术的真正水平体现对自然物质和规律的创造性的利用，而不是简单地消耗自然物质和重复自然规律。 所谓片面，就是缺乏整体思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不计后果地使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是看到他的使用价值和商业价值，而不是从生态平衡的全局来考虑问题，不考虑使用这些东西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思维是高超的，当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他立即动员全国的老百姓深挖洞，以防止核杀伤。还有转基因产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一项转基因技术对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是否有影响、有哪些影响、是否可逆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该项技术能否使用的决定因素，而且应该是技术研究的前提和贯彻研究过程始终的问题。但是市场的诱惑促使人们脱离道德的约束，急功近利地推出研究成果。成果一旦推出，就再也无心去研究与该项研究相关的其他问题了。所以现代科技往往是片面研究、片面使用。 自然万物千差万别，物质之间组合是无限的，每一种组合都能呈现一个规律，只要将人置于自然万物的中心地位，人们将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反之若将人置于物质的链条之中，受其制约，人们的创造能力必然受到抑制。 人的这一中心位置不是谁赐予的，也不是空洞的假想，是人自己赋予自己的，其关键点就是因为人是道德自律的主体。私有制使得人们失去了道德自律的性质，趋向于物的特性。这是人类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一次错误，这个错误现在已经被人意识到了，既然被意识到了，就要改正它。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人们一直在同这一错误作斗争，经历几次波折是正常的，但必然趋势是不可移易的，革命就在前面。 中国目前的态势正在紧锣密鼓地向革命的前沿逼近，这是不能被任何人所左右的必然进程。前面所引用鲁迅的几篇文章与现实的对应，感觉现实的情形与当年有很大的相似，但“相似”不等于是“全等”，现在的情形与二十世纪的那场伟大革命的前夜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中国革命，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引领，有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今天有比这更重要的，那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在一篇文章中做过系统分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超越了欧洲文艺复兴，超越了欧洲启蒙运动，超越了巴黎公社，甚至超越十月革命。它不是一般地冲破某种束缚、推翻某个政权的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它颠覆了有史以来人类的一切价值观，旨在人类解放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在中国保留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尽管官方冷藏马列主义，主流舆论边缘化马列主义，右翼公知诋毁马列主义，但是在民间，马列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看待现实问题。2015年5月7日，富士康的一位年仅21岁的工人坦言：我想要有尊严的工作!如果不是马列主义的观念，他是不会这样说的。 上个世纪初爆发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础，其关键点就是砸倒了“孔家店”，粉碎了千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孔孟神话。改革开放暴露出来的矛盾，反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同时也在不断地粉碎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近年来反腐案件曝出，其贪腐数额步步升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改开以来中国造就出了比美国还多、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亿万富翁，中国经济总量号称居世界第二。然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所谓的“先富带后富”的神话彻底被打碎。 再就是市场经济的神话。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在推行市场经济，但是经济的原创能力、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能力远不如之前的30年，甚至不如文革十年。由计划体制的惯性搞成的领先于世界的高铁正在被破坏;2015年国庆节后，东莞大批工厂人去楼空，“制造大国”梦、“世界工厂”梦被打破。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万能的，无论精英们怎么吹嘘它，环境问题、经济危机的问题、民生问题、民族自立的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它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 还有依法治国。1997年的3月14日出台了“嫖宿幼女罪”，此后，在长达18年时间里，质疑不断，废除的呼声一直不停，到2015年8月29日才被废止。通过这件事，人们对整个立法系统和执法系统能否担当起正义角色表示深深的怀疑。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继续。否定就是肯定，越是否定“文革”，人们越是从更深层次上认识了文革;越是效法资本主义，越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的旗帜就越鲜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停地进行着，共产主义运动已在现实中展开。上个世纪，人们普遍地将共产主义看成理想和信念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既然是科学就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它是指导人们现实实践的思想武器，不是靠信念支撑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是现实矛盾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既定目标，现实是原因，实现共产主义是结果，所以共产主义蕴含在现实的矛盾运动之中。在这里不存在有谁信谁不信的问题，只存在有谁对必然性认识得更早一些、觉悟得更早一些的问题。 改革不可能停止，也不可能回头，只能走到底，但总有终结的那一天，那一天必将证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在中国确实行不通，必然要回到原来的话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旦再次回到这个话题，将是革命的高潮，其情形决不是二十世纪初可以比拟的，必将发生一场更为深刻的、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更加伟大的革命。 2015年9月3日，习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振臂高呼：“人民必胜!”习总书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喊出这个口号，我们不能随便猜测，但“人民必胜”这个口号是绝对的真理! （作者系民族复兴网总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