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简介 江实化
《毛泽东年谱》（1949年—1976年），共6卷。处于六卷之首的第一卷，开头有个《出版说明》，这可说是全书的简介，故抄录如下：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一探索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年谱如实地反映这一探索过程，既记述了毛泽东正确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决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也记述了他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害和教训。从这部年谱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这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上海的，具体到几乎是每一天的情况。 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因此这部年谱在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的27年间党和国家的历史。 这部年谱的编写，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采取客观记述方法，编写者不作评论。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为编入毛泽东著作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 关于这部年谱的编写体例，作一下几点说明： 一、按年、月、日顺序记事。少数条目根据叙事的需要采用记事本末的写法。具体日子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月考订不清的写季。用旬、月、季表述的条目，一般放在该旬、月、季的末尾，有的则视情况酌定。只能判定时间为某年的条目，一律放在年末。 二、记述谱主的活动，一般省略主语。 三、对人名、地名、事件、组织等，一般都作注释。相同的，原则上每一卷只注一次，放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其中，人名注释，主要介绍这一人物所在卷的时间段内职务。 谨以这部年谱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2013年12月
《年谱》的这个《出版说明》，主要讲了三点：第一，《年谱》的记述内容；第二，《年谱》记述的方法；第三，《年谱》记述的体例。就这三点来说，除了第三点无可非议之外，其余两点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第一点，说这个《年谱》“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接下来在进一步讲到这个《年谱》“既记述了毛泽东正确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理论、决策及所取得的成就，也记述了他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及其所带来的损害和教训”时，就有问题了。这不是说，毛泽东没有“失误和严重错误”，也不是说在《年谱》中不准讲毛泽东的“失误和严重错误”。问题是什么是毛泽东的真正的“失误和严重错误”？假若说，毛泽东生前没认清某人，错用了某人，以致造成极其严重后果，我想大多数人会认可这确实毛主席的严重“失误和错误”。可是《年谱》的编纂者不是这样，而是它继续沿用36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定的调子，说什么毛主席提出了“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革命”，并说这是毛主席晚年的“严重错误”。这就大错特错了。几十年来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毛主席晚年提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是他老人家的“晚年辉煌”，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 再如第二点，说《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采取客观记述方法，编写者不作评论。”就这一点来说，《年谱》的编纂者们，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们自己就做不到。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原始档案材料中，关于“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根本没有什么“错误或严重错误”这样的结论。说“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是“错误或严重错误”的，那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上台后强加上去的。因而《年谱》的编纂者按照当权者的调子来记述事件，当然是不可能做到“客观的记述”，也不可能做到述而不评”了。不过，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他们也只能这样来表述了！对他们的这种无耐之举或违心之言，还是能够同情和理解的。 尽管如此，这个为纪念毛泽东120年诞辰而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还是应该认真学习的。因为这个《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材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中的讲话和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而翔实。”由此，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年谱》，本网从本期起，准备依序按年对《年谱》中，我们认为是要点的地方做些介绍。
《毛泽东年谱》“要点介绍”（1） 江实化
本“要点介绍”（1），只介绍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949年12月这三个月的诸项活动。根据《年谱》的记述我们觉得有如下两点很值得突出介绍。 第一，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 10月1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上，首先，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接着，按动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然后，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说，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 毛泽东不仅确立了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而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推动落实。首先，分别责成由外交部起草了“周恩来致各国政府的公函”、由新华社起草了“发表公函的新闻稿”。然后，将这一函一稿 送到毛主席处次日（即2日）凌晨。毛主席马上对其进行修改，并批示：“立即发表，于本日见报，俄、英文广播，亦须立即发出。” 在我国的积极推动下，苏联在接到《公告》和《公函》的当天晚上就以照会的形式通知说“同意与贵国建立外交关系”。从而，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决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大使。会后，还代新华社起草了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在苏联的带动下，东欧的一批民主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2月19日，还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听说缅甸政府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立即复电刘少奇、周恩来，让他们复电询问缅甸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代表来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在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这就是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要积极推动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在建立外交关系时务必须守“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后来同美国建交时，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背弃这一原则，搞了一个什么“先建交后谈判”，结果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12月22日晨，毛泽东就准备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同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这就告诉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只是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应包括对外发展贸易关系问题。 在谈到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并实施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时，不能不提到《年谱》中没有讲到的、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是如何疯狂对抗这一政策实施的？美国政府接到新中国的第一号《政府公告》后，于10月3日就发表声明说：美国要继续承认被中国人民驱逐到台湾岛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要求在此前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成员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是否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必须和美国步调一致。此后，又于1950年4月，美国又照会拉丁美洲各国，要挟他们不得先于美国承认新中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新中国所实行的封锁政策，不仅是不建交，而且还有不做贸易、不输出武器和技术，不准进联合国的全面的封锁政策，想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的这种政策一直实施了23年。直到1972年，还是毛泽东以小推动大球的的办法，最终打破了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逼迫美国不得不主动上门要求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有些别有用的人，对于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一直积极推行开放政策只字不提，相反，将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实行封锁禁运，想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政策，扣在新中国的头上，说什么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期以来实行了一条闭门锁国的政策，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胡说八道！ 第二，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与大国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典范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同大国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11月9日，主动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我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告之：“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周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遇到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斯大林酌定。” 11月12日，在收到苏联的热情邀请后，毛立即致电斯大林，“感谢您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 12月1日，约请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份苏联时签订中苏条约事宜。 12月6日，毛主席乘专列离京赴苏访问。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北站。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 当天晚上，就同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 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 斯大林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 当毛泽东谈到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该宣布保留一九四五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修改。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中国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到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最后，毛泽东提出，最好能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问题。斯大林表示：贷款这件事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这次会谈，只是提出问题，没有讨论问题。 12月24日，晚上十一点半，毛泽东同斯大林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一些问题。这次会谈，长达五个半小时，斯大林只字未提中苏条约。 1月1日上午，苏驻华大使罗申拜访毛泽东。拜会中，毛表示：再休息一周后，想分别拜访一些苏联领导人，不谈任何专门的问题，只是随便聊聊。此间还想会见斯大林，进行一些实质性的会谈。 同日下午，苏联专家组负责人柯瓦廖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前来会见毛泽东，主要谈：为了打破西方通讯社散布的所谓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的谣言，苏方代毛起草了个答塔斯社记者问。毛看后表示：“无任何意见和补充”。 1月2日，晚上八点，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来到毛的下榻处谈话。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式的意见。毛泽东详述了三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有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其他问题，实际是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交部长当然不要来。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毛详细分析了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 2月14日，同斯大林一起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一旦对日和约缔节后，苏联应补迟于一九五二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力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有中国政府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一九五0年内由 中国政府接收。《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的贷款，以美元计算，总数为三亿美元，年利为百分之一。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 同日晚，在毛泽东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访苏答谢宴和告别宴。 2月16日，出席斯大林为欢送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克里姆林宫机芯的盛大宴会。 2月17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十四人乘专列离莫回国。 毛泽东这次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在维护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同苏联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为巩固新政权创造了极为有力的外部条件；签订了三亿美元的贷款，为缓解建国初期的经济困难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有关中长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也有望从根本上解决。这样就为正确处理国与国、特别是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光辉的典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