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药学的一点思考 郭建荣 摘 要 事情是有趣的。正当国内有人以现代科学观点大声质疑中医的时候，科技最发达的美国新近发布文件，认同中医药学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本文就中医理论的超前性、深奥性与现代科学前沿理论的符合一致性进行初步探讨，并就什么是科学、科学理论，以及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人们认识的渐进性等特点作些思考，期待新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能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更期待中西医会通的新医学出现。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史研究员。 科学史研究表明，到公元前5世纪时，只有医学和几何学两个学科比较成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较早的学科是与人类生存关系密切的医学、数学、哲学、天文学等。在西方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第（Hippocrates）约生活在公元前460～前377年，据说出自其手的关于医学道德标准的“希波克拉第誓言”，至今仍在许多医学院校毕业典礼上宣读，被医务人员视为行动指南。而作为中华民族瑰宝之一、为维护华夏生民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医药学，迄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等千百年来为广大中国人所熟悉。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改变，不断对已有的事物进行反思和追问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中医药也不例外。 一、科学之问 人们质疑中医中药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医中药并非完美无缺，更何况还有庸医、巫医混杂其间。现在人们受教育程度和科学知识的普遍提高，加上先进的科技手段，对于深奥的中医竟然还没有用现代科学理论给予很好的解释，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和不安，起而质疑甚至反对也在所自然。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质疑中医中药的人大多是对现代科学知识有所了解或掌握的，或有西方学术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们习惯于精确的数字表示，十分欣赏数学公式所描绘的物理世界是那样优美，所代表的化学元素结构是那样神奇等等，他们希望用西方文化知识来构建中国文化的解释体系。而自己掌握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在中医中药面前无能为力时，他们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愤怒，尤其是中医与西医同为医学，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而被广泛应用，但其理论是那样的不同，困惑可谓大矣！不质疑才怪！不过大诗人泰戈尔早就指出应该研究我们的文明，什么该存，什么该废：“我们的文明也许错了，但是不研究怎么知道呢？”【3·时论汇录】-61 中医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必然性。数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民族生存繁衍的保护神，直至二十世纪中期，中国人多数看病仍是依靠中医。以下几个数字可以说明中医的大概情况。清乾隆七年编纂出版的大型医学丛书《医宗金鉴》约八十万字，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7年2月影印发行，不到三年，1960年1月第七次印刷印数达89900册。此后，这部医学名著，差不多每两年印刷一次，迄今已印刷二十多次。1958年，由南京中医学院编著出版的《中医诊断学》从1958年10月初版，由于简明适用，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欢迎，仅仅半年的时间，到1959年4月即印刷5次，印数达24万册。《濒湖脉学》是明代医家李时珍所著，为适应学习中医的需要，北京中医学院曾于1961年进行语释工作，于1961年9月印刷出版，定名为《濒湖脉学白话解》。因需求量大，至1973年1月，印数超过一百五十万，达1596600册。成书于公元二世纪的《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名医张机（仲景）所著，自成书以后为历代医家所尊崇。经晋王叔和、宋成无己、明汪济川等编次校注，广为流传。196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整理出版后，至1978 年多次印刷，印数达二十四万册。清代名医雷丰的《时病论》1972年12月第三次印刷，一次即印行了29万册。帮助中医学习的工具书《医用古汉语》1979年12月第一次印刷数为83900册……查阅这些中医著作的当然不一定都是中医从业人员，但可以看出这个读者群不小，其受益者更多。 中医不仅在中国深受广大人民的信赖和依靠，而且在逐步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欢迎中医中药。例如现代科学技术领先、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美国，对中医中药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年中草药的消费达数亿美元，且在逐年增加，美国卫生研究院（NIH）并设有专门的机构研究中医；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立法废除汉方医学（中医），但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在日本近年来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灸重新受到重视，并开办了4年制的针灸大学；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传统医学协作中心”有十多处设在亚洲，主要建在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其中中国占了三分之二以上（1978年建立的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即其一），可以看出中医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有趣的是，正当笔者草成此文时，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一方面向着越来越专业越精细的方向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向着越来越综合的方向发展。中医和其他经典学科一样，必然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最近的质疑中医中药，由于传媒的现代化，迅速而广泛的为人们所注意，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其实在近代，自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独尊的地位受到挑战。特别是民国以后，即有政府相关部门多次主张废除中医、中药。首先是教育总长汪大燮宣称，今后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此后，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限制登记中医执照；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甚至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药店，限令歇业【1】-268……这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不利于人民健康事业，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唾弃，归于失败。人民需要，社会需要，是有着自己独特之处的中医屡遭打击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二、中医药学的一般特点 中医西医虽然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其发展过程都有曲折，也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和经历着挑战和质疑。只不过中西医各自具有独立的体系，所处地域、社会环境和发展历程的不同，造成了迥异的局面。 一般认为西医的发端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第创立四元素（地、水、火、风）理论体系始，经古罗马的盖仑（Galen，公元129～199年）发展（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直至文艺复兴进入近代医学的初期阶段。十六世纪中期解剖学的出现，以及此后相继出现的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细菌学，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细胞学等等现代西方医学基石创立，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支持的医疗设备、器械加入之后，才有了我们一般了解的现代西医。毕竟“生物科学成为有效的思想体系只是近百年来的事情”【4】-97。大概说来，西医的理论基础是解剖学、细菌学、细胞学等等。西医的诊疗手段主要是实验室化验，因此看得见摸得着：血压80—120mmHg或90—130mmHg，是高是低，一目了然；化验结果是葡萄球菌、链球菌，则给以青霉素，效果立显；X射线、内窥镜、B超、CT、核磁共振等摄下某器官的影像，对照分析，是常是变，医生病人都看得清楚、说得明白；发现胃中有占位异物，开刀切除就是，直接明了…… 传统中医相对说来要复杂得多。整体观念（人体内外的整体性及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辨证施治（根据偏离平衡的类别、程度、主次，给以相应的组成药物）是其主要理论。诊断手段主要有望、闻、问、切（现代中医则加上西医的化验结果）。中医投药以补偏救弊，恢复人体的动态平衡达到平稳状态为目的。中医理论形成的早期出现了“哲学和医学相结合，借医学以光大；医学则纳哲学于自身，靠哲学而弘扬”【5】-45的局面。亦即，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是中医的指导思想，这是因为科学认识的主体———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为指导，西医也不例外。中医认为内外因素引起人体偏离常态，呈现阴阳失调的病态，外感风寒暑湿、内伤饮食情志，均能致人生病。运用四诊八纲，分析归纳得出病归何经何脉，是虚是实，偏寒偏热，在表在里，属阴属阳，然后根据药物的性味、归经、主治等，进行君臣佐使的组方配药。中医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一套“理、法、方、药”大致如此。中医治病常是一人一方，根据患者的性别、年岁、高矮、胖瘦、住址、职业、嗜好等等同病不同方。年幼、年长、瘦弱者宜照顾其胃气，增加相应药物，自与青年体壮者不同。个性化诊疗是中医的特点之一。 中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此仅就质疑较多的四诊和药物等作些分析。望、闻、问、切一般给不出数量概念，不如西医的血球多少、血压多高所作构成分析的“内描述”来的明确。中医通过四诊，反复观察，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综合患者的神色形态、声音的有力无力、胸腹的痛痞、皮肤的肿胀、手足的温凉、脉像的盛衰等等全面症状，通过系统思维，进行人体形态功能的“外描述”。但这舌苔黄腻、舌苔薄白让人感到不如数字准确。可以看出西医偏重数学思维，中医偏重逻辑思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医学逻辑学认为，临床诊断大都是假说性的。医生根据初步掌握的患者的临床表现、生化指标等信息，运用医生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类比归纳做出初步判断，拟定治疗方案。效果如与假设有偏差，则对初步方案加以修正……直至与病情基本符合，达到疗效。诊断一般不是一次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或多或少改动医疗方案包括处方的原因。有人说医生看病尤其是初诊是试探性的。一点不错，除非是极典型的病例，都有一个试探过程。这是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到位，需要一个逐渐接近真理的过程所决定的，所以调整处方是必需的、正常的。 “三个手指即能知道病情，比科学仪器还厉害？”这常常是人们质疑中医的主要之点。其实，中医的四诊是一个整体，且以望诊为首。经验丰富的名医往往能一望而知其大概，达到“望而之知谓之神”的境界。于四诊之中“知一则为工，知二则为神，知三则神且明矣”【6】-115。三个手指的切脉不过是医者对患者四肢、躯体等按、叩、触、切诊断手法之一种，虽十分重要，但不可吹嘘。真正的医家妙手，总是四诊合参，做整体系统思维的。《黄帝内经》上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7·下】-500所谓“病家不须开口，切脉便知根由”的，大多吹牛的成分居多。正是由于一些庸医混迹其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蒙人，治不好病或更糟，才败坏了中医的名声。真正的中医他会考虑“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8】-4其实，中医的切脉是十分精微深奥的学问，推崇精心体验，积久诚通，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多次反复的体察、比较、思考，与烂熟于心的沉、浮、迟、数、滑、涩、虚、实、长、短、洪、微等二十八脉像，和釜沸、鱼翔、弹石、解索、屋漏等十怪脉像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做出诊断。可以看出，精要掌握切脉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还有《素问》、《灵枢》、《伤寒》、《金匮》、《难经》、《本草》、《汤头》等等医典需要领会贯通，而这些著作并非用现代汉语所写成，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代名医朱良春指出：“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因此，培养一名好的中医， 关于中药的安全性问题。由于西药基本是化学制剂，给药方便，容易被人体吸收，见效快，深受广大患者所欢迎。但是其毒副作用显效也快，对青霉素过敏者可在皮试中死亡；抗生素致聋、过给氧致盲等等事故时有发生。然而类似事故在服用中药者中比较少见，于是人们以为中药是安全无毒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医认为一切药物皆有毒性，正是这种毒性可以攻邪，“毒药攻邪”【7·上】-130。正如平时大家所说“是药三分毒”，中药典籍对中药的性味，包括毒性都有注明。因此，一些中药须经炮制减小毒性后使用，并且用量有严格限制，如甘遂、大戟、商陆、木鳖子等。即使毒性不明显的药物，一般也不宜长时间服用，因为它是用来补偏救弊、扶正祛邪的，所以中医主张 “药必中病而后可”【8】-6。药分三品上、中、下，上品小毒，下品大毒。“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勿使过之，伤其正也” 【7·下】-405。“邪不可以攻尽”，适时停药。有些患者因为对药性不甚了解，长期依赖某些药品而致偏，使身体偏离平稳状态出现病态。“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9】-2。这不是药品本身的罪过，只怪服用不当。古代医家早就指出用药如用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兵之设也以除暴，不得已而后兴；药之设也以攻疾，不得已而后用，其道同也。”并且要求用平和之药制约峻厉之药“用峻厉之药，而以常药和之。”还要注意“虚邪之体，攻不可过”等等用药原则【10】-170-171。 三、中医的超前性与深奥性 中医是经过长时间（千百年）、多人次（无数次）的观察，将经验归纳分析，抽象成概念、总结出规律，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行之有效的医学科学。并代代相传，代有发展。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医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日益走向世界，看不出现代医学能够取代它的迹象。这是因为中医理论的超前性和深刻性等特点所致。 整体观念 众所周知，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所说“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脏，有余不足，六腑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生死之分。”【7·上】-85这就是说，诊断时必须诊察脉息变动，观察神色形态，辨明脏腑的表里虚实，并相互参合，分析归纳，针对人体的内环境做出判断。这还不够，还必须明了自然环境的阴阳四时的变化、内外表里的相互影响、人事、性格、男女等等的区别，内外整体的系统考虑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7·下】-498这里不仅照顾到人体内外环境，连性别、年龄、性格等等相关因素都考虑到了。中医这套整体观念竟与现代系统科学相吻合，不能不令人赞佩。系统的整体性，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诸因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是系统科学的核心。正在创立发展的系统科学被认为将在生物学包括医学领域大有作为，将有力地促进后者的发展。 心身兼顾 由于科技时代给人们的空前压力，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心理健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界定为不仅没有疾病，而且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心身同治的心身医学，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在欧美国家兴起。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部名誉教授池见酉次郎于1960年创立了日本心身医学会。人的心理因素或精神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黄帝内经·素问》中记述得很清楚：“喜怒伤气，寒暑伤形”，“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7·上】-30-74。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的波动都会影响到五脏六腑。伤神伤气则伤精，中医的精气神即包括了现代的心理、情绪因素，所以中医主张心境愉快、淡泊名利、减少物欲，使人体自身的天然自愈能力（元气）得以发挥，以有利健康，少生疾病：“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7·上】-3。这超越时代的论断是何等的高明！ 内外兼顾 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1956年8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生物气候及生物气象学会议上“医疗气象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其主要研究方向是气候及气象因素与人类疾病的关系。中医十分重视人体内外环境的影响，《黄帝内经·素问》早就指出，不仅要根据春夏秋冬四季气候变化进行养生，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过”等具体气候特点，可能出现的“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生则病”【7·下】-353强调顺时养生，适应自然环境。在元代著名针灸大家窦汉卿的针经指南中的《标幽赋》更指出要根据一年四季不同时令及气候变化，和患者体质、营养、神态等状况施治：“察岁时于天道，定形气于予心”【11】-1。 预防为主 现代医疗卫生事业重视预防为主，预防为主是我国1950年制订的全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之一。而这种思想早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即有论述。其开篇第一便是“上古天真论”，论述人按照自然规律生活，“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即可健康长寿，反之即会早衰。在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中，阴阳盛衰变化不同，不能顺应者便会生病，并主张和赞扬治未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生死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7·上】-13。即使生了病也要早治，不要等病深入：“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7·上】38。病已深入，疗效就差了。 行为推断 中医根据观察病人的行为特征推知疾病是望诊之一，如《伤寒论·平脉法》中说：“摇头言者，里痛也；形迟者，表强也；坐而伏者，短气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里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6】39等等。这个由行为推定疾病的方法至今仍在使用，二十世纪中期，随着生物化学、神经学、分子生物学、病毒学、营养学等学科的发展，为生物精神病学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先进的理论基础，但是其把精神分裂症分为“积极症状”、“消极症状”等类别，还是从观察病人的行为特征推出的。其实这也是符合系统论关于系统功能与其行为特征相关联的思想的。放在系统论中人们感到好理解，而早在千百年之前，中医理论就有明确的表述，人们倒感觉奇怪了，进行质疑了。你说怪也不怪 生物节律 二十世纪中后期，有些西方学者开始注意生物的活动行为、生理功能等等与时间的关系。有人观察到人的血压、血糖、心跳等在一天24小时中不同时间段的不同数值，从而提出生物钟的概念。并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过有关时间生物节律的国际会议，开始了时间生物学的研究。其实人的生理功能在一年四季、每月、每日、每时都有不同，被称为“分钟”、“时钟”、“日钟”、“月钟”、“年钟”等。人体的时间关联性及其治则在《素问》中多有记载，如关于针刺疗法应法天地、合阴阳、应四时“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气血也” 【7·上】-145-146。据此施治，收效良多。 等终极思维 人体是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开放系统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等终极性，等终极性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系统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即从不同的初态，经过不同的方式或过程达到相同的终态。等终极性被看作生物系统中有机调节的基础。中医治病或针灸或投药，或拔罐或刮砂……多种手段以解除病痛为最终目的。比如着急上火致牙龈肿痛，中医根据“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7·下】-456，往往用“下法”投以牛黄、黄连、羚羊角、龙胆草等解毒凉药引邪火从二便排除，恢复机体平衡，即可病愈身安。亦可针刺合谷、下关、颊车等穴位调节平衡，退热止痛。遇此情况，西医往往给以抗菌素消炎杀菌，结果可能相同。 模糊与精确的结合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标志着近代科学的创立。从此，在自然科学中人们习惯于单一因果关系论（确定伦）来观察和解释事物，并且运用精确数字表示才算科学。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大量存在，牛顿力学框架显然不能适用，因此概率和模糊描述论应运而生。不过这是很晚近的事情。概率和模糊描述可以有效而正确地将大量复杂而不能准确预测的事物的某些整体规律告诉我们，这是统计规律的发展。我们知道中医的辩证论治其诊断基本上是概率和模糊描述，所谓“虚实”就是某方面“不足”或“过盛”偏离常态的概率和模糊描述。但其治疗却是精确数字表达，每方配伍力求精当，不仅君臣佐使有序，而且每味药用量精确，再加上服法仔细，所以疗效显著。如清代名医吴鞠通创立的“银翘散”：连翘1两 银花1两 苦桔梗6钱 薄荷6钱 竹叶4钱 生甘草5钱 芥穗4钱 淡豆豉5钱 牛蒡子6钱 。其服药说明称，将以上药物为末，每服6钱，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8】-25。遵此则可迅速治愈。今人不察，随意服用，疗效不佳而错疑方药，谬矣。 神奇的经络 经络学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贯穿于中医理、法、方、药整个体系之中。经络是人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运行营卫气血、沟通表里上下、联络脏腑的独特系统。疾病的转移变化与经络的循行方向相关，所以清代医家喻嘉言说：“凡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11】-3。但是，中医的经络学说备受质疑，原因是它看不见，用解剖学无法解释，不像血管、神经等。但是依据经络学说的针灸理论体系从创立至今未被突破，只有些许补充修改，可见其完备与深奥。而对某些疾病的神奇疗效却有目共睹，抬着进来，走着出去的病人不在少数，所以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中医古老的针灸却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备受欢迎，供不应求，令人兴奋。有学者研究指出，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塞氏综合症（Behcet Syndrome），其典型症状为口、眼、外生殖器粘膜溃疡，目前西医只是对其症状的现象描述（如同中医），虽列出了遗传、感染、免疫失调、微量元素等四种可能的诱因，但真正的病因并不清楚，尤其是对这三个部位溃疡的关联性更是一头雾水。可是它们都处在中医经络学说的“足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肝经从足大趾出发，沿下肢内侧上行，经少腹，上贯膈膜，散布于胁肋部，沿喉咙后面，经颚骨上窍连于目系），也就是说此三处都属于肝经，因此中医治疗此病便定位在肝经，投以肝经药物。《山西中医》2001年第2期报道了用龙胆泻肝合四妙丸加减治愈白塞氏病的案例。《湖北中医杂志》2000年第7期、《中医研究》2001年第6期、《口腔颌面外科杂志》2003年第3期、《天津中医药》2005年第6期等均有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白塞氏病的案例的报道，各具特色。 此外，中医主张膳食平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7·上】-130等等，均符合现代卫生理念。 科学理论是人类头脑想象力构造出来的，反映客观实在的概念系统，它本身并不是客观实在。它可以用假设体系作为其特征，“经验定律可以作为从这假设体系中演绎出来的定理，所以理论可以是具有抽象的逻辑结构，带有公理、构成法则、从公理演绎出的法则、还带有经验主义的解释、其符号的种种定义，可是实际上，理论很少构造得这么缜密”。因此，“理论通常不能以与定律同样的理由进行检验并被接受”【12·4】-721。另外，科学思想、科学理论常常有超前性。广州出土的西汉水闸、四川的都江堰、河北的赵州桥等等虽是千百年前的工程，却都惊人地符合现代工程力学、流体力学、测量学、水闸设计规范等，被看作奇迹。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A.N.Whitehead）指出：“直到1500年欧洲方面所知道的东西还没有纪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4】-6。我们看到中医理论的超前与深奥正是置根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则是由于中国古圣先贤的天才超群。 四、 中西医走向会通 质疑中医者主要是质疑中医的科学性。虽然“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意义”【4】-16，但是仅就前述各点，可以看出中医理论超前千百年而与现代前沿科学理论相符合。那么，什么是科学或科学理论？关于“科学”的定义见仁见智并不统一，通行的看法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等的知识体系。在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给出了若干种解释，综合起来说，科学是通过各种途径、方法获得的有关一般事物、运动、自然界等的知识或知识体系。但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I.Prigogine）看来“科学首先是实验的事业”【13】-3。科学实验包括经验和观察，实际上，我们熟悉的各种定律都是先通过由观察（直接或通过仪器）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规律性，进行概念化（抽象化）或系统化而形成的。正如列宁指出的“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14】-47。因而，每一门科学都包含经验要素、概念要素和形式要素。关于这三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说明历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经验主义哲学家们首先强调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认为经验的事实材料是首要的，必须绝对重视，并且只有当普遍理论原则是直接从经验材料概括而来时，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因此，他们把抽象的理论体系理解为来自基本的直接经验的逻辑构造。唯理主义哲学家与之相反，把经验事实材料看成杂乱无章的，不能表现出可理解的或者合乎规律的关系。因此，他们主张科学家应该精心设计实验对经验进行选择。显然，这两种主张都有合理的正确的方面，但也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找出一条可以对理论的经验基础和理论的内部组织做出适当处理的道路，将是科学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 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表明，任何学科的发展都经历着经验（包括实验、实践）→理论→经验（包括实验、实践）→理论……的不断进行的过程，没有哪一个学科可以例外。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经典物理学受到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问题的挑战与质疑，而后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使物理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便是一例。因此，科学体系永远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正的科学家认为“理论的冲突不是一种灾难而是一种幸运”，因为“冲突仅是一种朕兆，它说明了还有更宽广的真理和更美好的前景”【4】-176-177。一些原来不被承认的理论、学说，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技术手段的提高逐步得到确认。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代有，在现代也难于避免。布鲁诺由于反对地心说，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活活烧死的悲剧今天固然不会发生，但是今天大家熟悉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在五十年前也曾被看作“伪科学”加以排斥【15】-512。现在它们已经被称为“老三论”了，在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新三论”建立之后系统科学开始构建。可见人们的认识只能逐步接近真理，对暂时不认识的事物不宜贸然斥为“伪科学”。如《山海经》、《汉书·五行志》等的某些记述，已为现代科学所认可，并不是早先指斥的“荒诞不经”。对于目前尚不了解的事物应取先贤严复的态度：主张暂时不知者，不可一概否定、排斥，只宜存疑，未知就是未知，对未知之事不宜妄下论断。（《严复集·三》页812-825） 系统科学是在人类由古代朴素的整体观，到近代分门别类的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再到今天的系统整体的辩证观念的必然产物，它只能在现代产生而不是更早，因为思想观念是不能脱离时代环境的。当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针对生物学理论和研究中存在的机械论提出一般系统思想，强调生物体是活的整体，其调节过程比机械的调节过程更为高质时，却遭到了机械论者和还原论者的质疑与反对。如曾获得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法国生物学家莫诺（Monod,Jacques Lucien），他认为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把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描述是空泛的，没有分析内部具体的细节。莫诺指出，只有用物理学、化学的方法对生物体的微观基础进行研究，才能深入了解生物体是怎样服从而又超越这些规律的。比莫诺强调生物体超越物理化学规律更进一步，艾尔萨塞（W.Elsasser）等人则认为，适用于单个物体（或孤立系统）的物理化学测量分析方法，不适于用来研究生物体。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奥地利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薛定谔（Schrödinger,Erwin）注意到了已有的物理定律不能解释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他期待新的物理定律的发现也许能够对于生命物质的特征做出解释。提出创造进化论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Henri）也认为牛顿力学不能应用于生物学……许多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经典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等只适用于被人们简化了的不与外界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的孤立系统，而生物体是一个由许多高度非线性的复杂因素相互影响、连环控制着的，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开放系统。用于描写守恒动力系统的已有手段、规律，面对生物学中那样精巧平衡的过程显然无能为力。另外，在物理学中，通常被认为衰退过程的不可逆和耗散，在生物学中却是进化、增加复杂性，换言之即向更高级发展而不是衰退。这些矛盾现象启发普里高津针对经典物理学概念不能应用的情况，进行知识的转换提出耗散结构的概念。正在发展中的系统科学，其精髓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用于中医研究很被看好。 科技史表明有些科学家对统一理论有极大的兴趣，如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薛定谔等研究统一场论；薛定谔、布里渊等对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的统一的研究等等。当1930年代，物理学因相对论、量子力学的节节胜利，取得辉煌成就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对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强烈渴望”【16】-36的薛定谔开始关心生物学研究，他试图用热力学、量子力学研究生物学，并于1944年出版了他的《生命是什么》一书。同一时期关心生命现象的物理学家有维纳、申农、布里渊、普里高津、哈肯等等。他们认为生命遵从已知的物理学定律，但也确实感到还需要一些别的规律才能解释生命。这是因为物理学的定律都是统计规律，其实验结果比较明确且易于重复，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复杂得多的生物系统却不是这样，有时勉强用数学公式表达反而失真。因此他们期待通过生物学研究发现新的物理定律。虽然薛定谔希望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能解释生命现象的预言吸引了许多科学家投入其中，但至今并未发现他所说的那种新的物理学定律。可是也有收获，那就是关于基因的研究。由于二战后物理学家们为自己的研究成果用于战争造成无数生命的丧失而苦闷，也由于薛定谔的学术地位，他的《生命是什么》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吸引了一批年轻的物理学家投入其中。1953年沃森（J.Watson）和克里克（F.Crick）分析了威尔金斯（M.Wilkins）的X射线衍射资料，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他们三人因为对“核酸分子结构及其对生物中信息传递的意义”的发现获得1962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那么，薛定谔提倡的用物理学、化学的理论、方法和实验手段进行生物学研究的途径，是否可以作适当的改善用来研究中医呢？ 我们看到有众多的物理学家参与生命现象、生物特性的讨论，说明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尝试知识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转换已经很有必要，因为“‘现实世界’并不像学术世界那样被分成各门学科”【17】-429。诚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只要对学问有真正的爱好，在他开始钻研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各门学科之间相互联系。但要进行这种转换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具备较宽广的知识结构。因为“竞争迫使科学家的专业变得很窄”【12·4】-722。对深奥的中医的研究及现代化发展，只依靠中医本身是很难实现的，正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通力合作进行研究，当今的前沿学科如紊乱学、模糊数学、模糊逻辑学、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科学思维学、医学逻辑学等等和计算机等新技术都将在中医大发展中大有作为。因为中医从来都是开放的，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一百多年前的洋务派即提出会通中西医的观点：“倘学者和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于医学岂曰小补”。同时有人指出中西医“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抵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不仅如此，还有人实践，著成《华洋脏腑图象约纂》、《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其中近代中西医会通医学家张锡纯对中西药物颇有研究，指出各自的特点以及互补使用的好处：“西药治吐血，以醋酸铝为最效；治下血，以麦角为最效。然究其所以效者，谓二药能收缩其血管也。至于病因之凉热虚实则不问矣，是以愈后恒变生他症。若以二药收缩其血管，以中药治其凉热虚实，且更兼用化瘀消滞之品，防其血管收缩之后，致有瘀血为恙，则无难愈之血症矣”【1】-263-264。今天从事中西医结合者更多，不过还处在以西医的方法研究证实中医的阶段。如用补肾治疗哮喘，观测其治疗三个月前后尿中17羟值的变化由平均2.47mg/24h上升至6.49mg/24h；冬病夏治在伏天贴敷“消喘膏”前后测定血浆皮质醇含量变化【18】-10等等。这些尝试都是宝贵的，但是“那些描述基本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和可逆性的定律不可能告诉人们自然界的全部真情”【13·序】-Ⅴ。更新更好的理论、方法，特别是新的哲学思想还有待于人们的创造。因为“哲学是考虑各种科学的学问，特别是要使各种科学变得谐和与完整”【4】-85。相信中医也像其他学科一样，将在不断质疑中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当然这需要一批有薛定谔那样“敢于承担使我们成为蠢人的风险”去综合那些甚至是“第二手的和不完备的知识”【16】-37的勇气的科学家。同时也需要卫生主管部门平等对待中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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