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一生对人民公社的怨恨 —杜润生亲力亲为两件大事：阻挠与撤销人民公社 马格宁思 2023年1月6日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2015年10月9日），原名杜德。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等。他的一生与人民公社结下了渊源。可以说，杜润生亲力亲为干了两件大事：其一、阻挠人民公社。其二、撤销人民公社。 一、阻挠人民公社 1955年以来，中共中央高层，关于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等问题的分歧和斗争日趋尖锐。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报告的主旨是批判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人的“右倾”，强调加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报告批评邓子恢、杜润生等人“像一个小脚女人”阻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升级和深入发展。这场争论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分歧”。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在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后，会议转向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所谓“三风”，邓子恢及其领导的中央农工部成为会议的重点批判对象。毛泽东认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基础是调整人民公社的底线，包产到户就是单干，是对农业合作化的否定，并把包产到户提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而邓子恢、杜润生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是搞资本主义，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毛泽东主席力挽狂澜，不惜撤销中央的一个正部级部门冲破阻力，来加速农业合作社的建设，以及后来人民公社的成立。1962年10月5日，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曾说“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干成一件好事”。免除了邓子恢的部长、杜润生的秘书长职务。杜润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与邓子恢的思想和观念是一致的，他是坚决支持邓子恢的。然而，他们非但没有阻挠和反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脚步，反而使得中央农村工作部及其职务被撤销，这或许成为杜润生“卧薪尝胆”在二十年后，一定要撤销人民公社埋下了思想根源和动机缘由吧。 二、撤销人民公社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分田到户书”上摁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模式”，拉开了中国农村，一家一户的、包产到户的、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的序幕。此后，全国的人民公社纷纷撤销，将人民公社的田地分给了一家一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以后，中国农业又走到了另一个岔路口。由集体经济道路，又重新走回了个体经济道路。 1982年4月，中央成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担任主任，该研究室1982年4月成立1989年7月撤销。这是从1962年10月5日，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免除杜润生的秘书长职务、受到批判后，又经邓小平点将，他再次回到了“农业战线”。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成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始作俑者。他领导培养了不少年轻人，这些人后来自豪地称为他的“徒子徒孙”。下面我们就通过他的“徒子徒孙”弟子们的回忆，来梳理以下他在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的言行和动机，揭示他如何颇费心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通过隐而不漏缜密心思的文字游戏，处心积虑的“政治智慧”，瓦解和撼动最终撤销人民公社的。他的弟子们如是说： 翁永曦说，杜老最辉煌的一页就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显示了他卓越的智慧和领导艺术。“他想出’责任制'这个词来，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用责任制这样一个非常中性的名词，把反对的赞成的不同意见逐步地趋向一致，居然就把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撬翻了，这是不得了大智慧，是杜老的过人之处。” 陈锡文更举出一个极为生动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曾经对杜老提出的一个双层经营的说法不以为然。在起草1983年1号文件的时候，他在电梯里随便和杜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回想起来到现在二十一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为什么“是要掉脑袋的”呢？杜润生描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双层经营"包含了两个经营层次:一是家庭分散经营层次;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层次。然而，在分田分地、包产到户的现实面前，分的彻底统的归零，集体经济荡然无存。这是一种拉集体经济大旗作虎皮，实质是干个体经济的欲盖弥彰避免掉脑袋的处心积虑的“政治智慧”. 张木生提到的著名的“杜氏公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杜老面对当年“可以包产到队，不能到组”“可以包产到组，但不可到户”的要求，率先提出:“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干到户”。“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应该是中央文件中“后无来者”的新鲜写法，也是政治智慧。杜老这种“有容乃大”的气魄，这种“能在不同意见中找到可能性的空间”政治智慧，使他将很多事情一一化解，举重若轻。 当杜润生们，需要在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上，寻找和打开一个缺口时，他们发现了18个人的红手印，于是上下互动，彼此需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需要18个红手印的实践支持；18个红手印需要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理论依据，由此，产生了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命运共同体。当所谓的“理论”，与实际碰撞出火花的时候，于是乎中国农业又一次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从集体经济，又重新走回了个体经济。由此，人民公社通通被解散了，中国农业又回到了分田分地的一家一户的、自由散漫的、放任自流的小农经济的自耕农模式。 1982年底，全国的人民公社基本撤销完毕。于是乎，中国农业又一次走到了一个岔路口，从集体经济，又重新走回了个体经济时代。特别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此次农业革命，虽然将土地再一次分配给了一家一户，但是土地的所有权没有改变，依然是集体所有制，农民所得到的、获得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保留了公有制的最低形式——村集体所有制。 中国农业在全面走上“小岗村”道路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新名词也应运而生了，那就是“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四十多年风雨兼程，中国的“三农”问题的现状甚是堪忧，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日益尖锐。简言之，概括起来，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即粮食安全问题、农民就业问题、第一二三产业转移融合问题、农业后继无人问题、农业环境问题、空心村问题、土地撂荒问题、村匪村霸问题、乡村治理问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农村厕所问题、农民养老问题、农村医疗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合村并居问题、农村凋敝日益严重等等。 中国农业“小岗村”的道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名存实亡，走到了尽头。理由如下： 其一、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有句顺口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顺口溜是农民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通俗易懂的理解。然而，2006年1月1 日，国家停止征收农业税，也就是农民所说的“皇粮”。同时农民也不再向村集体和乡镇交纳“三提五统”。那么，农民对国家和集体的义务也就没有了，只剩下无偿使用土地。它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名存实亡。 其二、劳动力老龄化、土地撂荒化、农村空心化。目前承包土地主体是50后、60后，农村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量的农民转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学习，他们不会干农活、不愿意干农活、不需要干农活。因此，劳动力老龄化、土地撂荒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它说明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制难以为继。 其三、土地流转、土地托管。正是因为动力老龄化、土地撂荒化、农村空心化的问题日趋严重。说明一家一户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已无力、无能耕种自己的承包地。于是，便产生了土地流转、土地托管，这种土地规模化集中经营的形式，与土地碎片化、分散化背道而驰的。它证明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制走到了尽头。 其四、合作社、供销社、信用社的回归，重走集体经济的回头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强调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大力推动、组织、兴办各种农业合作社，再次把农民组织起来。供销社、信用社又重新回到农村，并将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此情此景，使我们不竟的回想起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之“合作社”的道路，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难道，中国农业走了几十年，我们又像“驴拉磨”似的又走回起点了吗？这充分的说明，分田分地、包产到户的“小岗村”承包制的这种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农业必须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 其五、小岗村重走集体经济的回头路。【中国新闻网凤阳2022年1月27日电 (陈华斌)，刊登了题为《大包干带头人领取分红“红包”》的报道：26日，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2021年度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分红暨先进典型表彰大会”如期举行，小岗村迎来第5年分红，分红额度从350元、520元、580元、600元增加到620元，实现四连增，累计分红金额超过千万元。小岗村村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关友江说，“从第一次的350元到今天的620元，分红逐年提升，也是我们全村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2021年，小岗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22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00元。凤阳县委书记朱林为大包干带头人集体发放分红。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从“大包干”到“四连增”的分红，小岗村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发展成果共享。】由此可见，分田分地、包产到户的第一村“小岗村”，尚且都能放弃个体承包制，重新走回集体经济道路，那么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名存实亡，走到了尽头。 “小岗村”道路的基本特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销了人民公社。将农业集体经济生产方式，改变为个体经济生产方式。农业制度是土地公有制（村集体所有制），给与农民土地使用权、经营权；农业模式个体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分田分地的、个体经营形式；农业组织形式除绝大多数个体单干的农户外，还有各种合作社、种粮大户、私营农业企业，以及少数坚持集体经济模范村等组织形式。 三、人民公社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同志说：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优点缺点，时间和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论断的。 （一）人民公社的功绩[1] 一是、为国家提供巨额积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方式，人民公社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约8000多亿元资金，每年平均高达400多亿元。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侵略抢夺的原始积累相比，没有血腥与原罪，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人民公社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工业必须全力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是、建设了完善的水利工程。人民公社时期，是国家水利工程建设的高峰期，全国先后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塘坝640万个（10万立方米以下），总库容4200多亿立方米。配套机井220万眼。著名的河南林县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还整治了黄河、淮河、海河等大江大河。全国大面积洪涝灾害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农田产量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三是、建立完善公共医疗体系。人民公社期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公社后10年，基本卫生医疗服务得到快速发展，在全国90%的农村建立了农村医疗合作社，有近500余万赤脚医生在服务。成为世界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解决医疗卫生的成功样板，曾先后获得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赞誉。 四是、农村基础教育普及。人民公社时期， 1966至1976年间，形成了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的三级布局，覆盖全国80%以上的乡村。根据教育部统计：1965年中学只有18102所，在校初中学生802.97万人，在校高中生为130.82万人；1976年，普通初中学校猛增至192152所，在校学生数为5836.58万人，其中初中生4352.94万，高中生1483.64万人。在新增长的学校中，大部分属于农村地区学校。 五是、社办集体企业蓬勃发展。人民公社期间，国家鼓励各地公社兴办集体企业，并没有把产业局限于农林牧养等副业。1966年，毛主席发布“五七指示”，其中讲到“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社队企业又迎来了发展契机，迎来创业高峰期。截止到1978年底，全国大约有各类社队企业152.4万家、社队企业收入为431.4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改制前，很多地方国有乡镇企业，其前身就是社队企业。改制后，这些人民公社的集体企业，被眼花缭乱的操作方式稀释为私人资产，改头换面之后被包装成民企标杆。 六是、化肥应用与杂交水稻种植。1965年后，全国化肥生产迎来高峰期，大、中、小型化肥厂并举投产，全国新建了10多座年产30万吨大氮肥厂和1000多座小氮肥厂。截至1976年，全国农村化肥使用量为582.5万吨，从而保证了粮食连年增产。人民公社后期，农村普及使用化肥，得以提高粮食单亩产量，保证了全国粮食供给，人口才得以持续增长。1975年，袁隆平成功研制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为全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基础。经过十几年努力，化肥普及使用和杂交水稻推广，大幅提升了人民公社产能。截至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8631万吨，总人口9.37亿人，人均口粮305.5公斤，吃饭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七是、农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人民公社，开启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人民公社之前，中国农民还是依靠人力、牛马、犁耙等传统工具从事农业生产。人民公社之后，中国农业才翻开了崭新一页。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中、新疆等平原地区，当地人民公社基本都配置了拖拉机、收割机等农用机械。大队都有农机站，有东方红牌、铁牛牌拖拉机，以及配套的农业机械等。人民公社后期，普遍使用了优良品种、化肥、农药、各种农业机械等。 八是、人口增长和民生保障。人民公社粮食总产量是持续增长的，伴随的是人口增长。1958年，全国人口65994万人，截至1976年，全国总人口93717 万人。人民公社20年，人口增长了27723万人，比现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四国人口总和还要多。如果人民公社持续20年都吃不饱饭，哪里会有人口增长？ 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培养了群众的公德心，从小培养集体优先的意识。人民公社体制，或许不尽完美，但它具有许多优越性。在集中力量做大事时，也提供各种福利保障，降低农民生活总成本，不同程度地上照顾了老、弱、孤、寡、残的社员，使得农村弱势群体得到有效保障。没有留守儿童，没有空巢老人，没有流浪汉，促进社会和谐与治安稳定。 （二）人民公社的缺点[2] 人民公社，并不完美，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各种各样问题。人民公社，具有前瞻性，属于新鲜事物，在中国历史上，坦诚地说，人民公社20多年来，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 一是、浮夸风。人民公社前期，存在着“浮夸风”，有些地方夸大粮食亩产量，多多上报粮食产量，浮夸的结果导致国家征购太多，农民连口粮都交上去了。农民过得很苦，连饭都吃不饱，特别是当遇到与自然灾害相叠加，农民的生活将更加困苦。 这些都得到了坚决的纠正。 二是、共产风。一平二调是“共产风”的典型做法。一平二调是“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简称，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出现的一种错误倾向。“平”指由国家或人民公社无偿抽调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资金、农具、产品，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调”指无代价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一平二调否认了各个公社之间、特别是公社内部原来各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差别，否认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和自愿互利的原则，无偿调拨各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资料、产品、劳动力和资金，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严重挫伤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中共中央多次发布相关文件，予以了坚决的纠正，明确人民公社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强调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人民公社”道路的基本特征：农业制度是土地公有制（以公社为单位所有制）；农业模式是集体农业模式，即集体经济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是集体生产、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农业组织形式是以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核算为单位的，集生产、生活、管理、治理、社会、党政等为一体的组织形式。 四、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当年在小岗村的18个农民，为分田分地摁红手印之后。同样是农民，现在依然鲜为人知的，不做宣传的，中国农民的摁下了另类红手印——为集体经济摁红手印。1982年11月30日，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举行了全社社员公决。全社3055户社员，同样也摁下了红手印，全体社员一致认为，坚持集体经济，不分田到户。图中展示的是第一生产队274户社员摁下红手印。 将周家庄人民公社，成建制的保留了下来。 在1984年更名为周家庄乡。现辖6个自然村，划分为10个生产队，面积16.25平方公里，土地面积21035亩，人口17765人。全乡实行集体经营、统一核算、专业承包、分工分业的管理模式，是目前全国惟一实行乡级核算管理体制的乡镇。因此，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人民公社”，是目前我国唯一成建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特别值得研究和分析的是：周家庄人民公社（乡），虽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然而在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在保留集体经济的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前提下，那里的许多社员仍然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他依然生机盎然，集体经济依然红火。 早在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现在高达18000元/人均，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农业上建成了4000亩红地球葡萄、3000亩鸭梨出口、1000亩高档苗木和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 投资1200万元，筹建了奶牛养殖示范园区，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了4000万元。工业上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城镇化建设方面，对全乡6个自然村进行了高标准规划设计，统一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建设了农民文化宫、农民影剧院、图书阅览室、岗前综合培训中心和农民乐园，对全乡所有街道进行了水泥硬化、绿化、亮化和净化。同时，该乡借助独特体制和现有旅游资源的优势，进一步打造周家庄品牌，开发建设了周家庄乡特色旅游项目。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广大群众办了养老津贴、实行了退休制、用电补助、集体负担新农合筹资款等11项福利事业。全乡形成了"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环境文明"的良好局面。 当今，在成千上万的人民公社被撤销以后，依然有坚持集体经济道路的村庄存在。全国还有7000多个依然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农村。例如、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乡、白沙村、留民营村、韩村河村、塘约村等。他们没有像小岗村那样，分田分地、包产到户，而是坚定不移地走集体经济道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以南街村为例：2020年8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决定运用南街村基层干部学院的教育培训平台，继续对全省6个地市的530名农村党组织书记，分批进行培训。8月31日，“全省农村党组织书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题培训班”在南街村基层干部学院开班。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的南街村，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以党支部为核心，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利用当地优势发展各类食品加工企业，1991年就摘取了河南省首个“亿元村”称号。目前全村共有26家企业，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等产业，全部实现良性经营循环，基本没有贷款，借势发展的红色旅游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排社会就业7000多人，年产值20多亿元。全村居民住上了设施齐全的新楼房，生活必须品免费发放，医疗费、子女教育学费全部报销，全村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作为南街村一把手的党委书记王宏斌更是坚持每个月只拿250元的工资，至今住着全村最旧的房子。南街村先后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幸福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第一雷锋村”“国家级生态村”和国家4A级景区。南街村书记王宏斌本人也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国功勋村官”称号，连续当选为党的十四大至十九大代表。 “周家庄”道路的基本特征：农业制度是土地公有制（以村或乡为单位所有制）；农业模式是集体农业模式，即集体经济农业模式；农业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集体生产、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农业组织形式是以村或乡为单位的集体组织。 总结一下，杜润生一生亲力亲为专注干了两件事：一是、滞待阻挠反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试图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二是、撤销人民公社，终于实现了包产到户。杜润生们的所作所为，致使中国农业至今依然在彷徨徘徊着。中国农业该到了找到一条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中国农业绝不能再彷徨徘徊了：土地改革、合作社、人民公社、小岗村、周家庄、北大荒》 - 马格宁思的文章 –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595595579 2、[1][2]摘编自“寒牛出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