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微信朋友圈里又把5年前中央党校看似是在内部讨论教学，变相在虚无历史的座谈会大张旗鼓地传递，所以编者特地曝光在这里，微信[转载]说：“党史-有些就是不能对老百姓讲”究竟是不能讲，还是莫须有？这个座谈会纪要真假？中央党校这些政客至今不语，至今在社会上流传不纠正值得我们重视。
因此，我举出孙经先教授的文章，让这些虚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政客们看看真伪是什么？同时，也不妨好好反思近几年中央党校是如何对高级干部培训的，如今的腐败分子，也脱不开在你们当年教育的责任吧？我们有正义感的同志们该怎么办？我以为要向孙经先同志学习！光骂谣言不艰苦细致地用事实驳斥是不行的。与其骂修正主义造假，不如做实事与他们斗争，用事实教育民众，百姓就会拥护你！ 2010年7月24日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学习座谈会纪要（是否真实，党校不语） 主持人 ：石副校长；参加人：罗，王，李，冯，任，郭，韩，王，胡，谢，程，陈，柳，曹等教授，博导14人。 主持人：今后，我们一定要明确方向，遵守原则，走上正路。大家知道，今年来，我们在如何对待中共党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混乱，主要问题是是否要把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有争议的事情搞清楚，有争议的问题怎样评价，教学中讲不讲，对社会上是否透露 ，是否出版，是否允许我们的教员接触机密档案材料，是否允许采访当事人，能否作为科研课题，算不算科研成果，是不是与个人职称待遇挂钩等等。我看习校长的讲话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要做到这两点，我们要做到凡是有损我党光辉形象的事坚决不想，坚决不说，坚决不写，坚决不做。下面请同志们发言。 罗：我们党校，不是一般的党校，是中央党校。我们的学员不是一般的学员，都是我党的中坚骨干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学员更中坚，更骨干，让他们相信我们党从成立那天开始就是三个代表，近八十年来大方向一贯正确，这一点绝不能含糊。如果有学员问到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特别是一些负面东西，我们怎样回答？我想，就讲是某些人的失误，是一时一事，我们党也有个学习过程。还要强调个别的机会主义分子，野心家也会干扰我党的大方向，但我们战胜了他们，更说明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王：我们党史中的一些史料就是不能对老百姓公开。为什么？不是说群众有知情权吗？对，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党也有保密权。哪个国家，哪个党都有不能公开的秘密，而且不许探听。个人有隐私权，党也有隐私权，不能侵权。我们党的一些隐私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肯定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会怀疑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那就乱了。一乱，社会怎能和谐，经济怎能发展，老百姓生活怎能提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8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三千八百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 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非得要将历史上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加上自己的结论，还非得要出版，要讲课。我们说要向前看，不要再纠缠在历史旧账上了。不说，对大家都有好处。中国人聪明，表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个真理“难得糊涂”。在座的各位领导，博导，教授，我们是党校党史教学科研人员，我们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都有了精神方面的财富，有高级职称，有社会地位。我们的物质财富也比二十年前大幅提高，住房，汽车，家电，假期，医疗保障，有存款，丰衣足食，离退休保障，不少人给孩子，甚至孙子的房子都准备好了，你死了单位还出钱开追悼会。我也出过国，到过发达国家，我们在座的诸位的物质生活不比人家差。这些都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党，我们又与党紧密相连，这就叫鱼水情。 不就是不让你说点历史上的事吗，权衡一下利弊，还是不说为佳。周总理曾经说过，党内的事，有些到死都不能说。你要是非讲党史上的负面事情，那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一乱，什么都完了，像文革那样。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讲，这也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本来群众也没非要知道一些事，一些党史实情，咱们也不要故作多情非讲不可。 郭：我就仅举一个例子，抗日战争。我们几十年来，几代人都知道，都相信我党1934年进行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目的就是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也一直谴责国民党政府，像京剧沙家浜里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不抵抗，假抗日，真反共，委曲求全，为虎作伥”。这些已经深入人心，全国人民也都相信这个宣传。可是现在有的党史教研人员不知通过谁的关系看到了我党1937年陕北洛川会议决定，当时我党制定了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即不与日军做大规模正面冲突，保存实力，积蓄力量，扩充队伍，让国民党去和日本人打，两败俱伤，待日本人撤离后，共产党可趁机夺取全国政权。毛主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时清楚地说明了两点，第一，没有日本侵华，中共肯定会被国民党消灭了，你们一来，国民党只好先放过我们，去打日本人，我们趁机坐大并夺取了政权。第二，我们要感谢日本侵华，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中共的今天，所以我们的感谢是真诚的。大家说说，这两件事能随便就公开承认，让老百姓知道吗？否则老百姓就会说你共产党真会耍阴谋，骗了全国人民几十年，几代人，你中共还有很多事瞒着我们吧？所以，不该讲的一定不能讲，不该承认的一定不能承认。 韩：有人说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党史非常不好讲。我承认这个。因为要宣传我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是这段时期可大肆宣传的好事不多。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精神，这事也不难做到。我们不是干部，没有党政大权，你有了权，别人不信也得信，不服也得服。我们是教员，是导师，要以理服人，首先要自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没被淘汰，随风就势，与时俱进，能做到今天的教授，博导，说明我们有能力适应新环境，完成新任务，能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讲义。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学员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中的精华，他们懂纪律，懂得与中央保持一致，而且是思想上的一致。他们不会往歪门邪道上想，我们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不会给我们出难题。讲党史要讲主流，49至79年这三十年的主流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听党的话，没有分裂，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困难，为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基础。按照这个主线讲就没问题，谁也驳不倒。具体怎样讲，大家都有不寻常大脑，我相信都能讲好。 胡：前两年我看到一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说我的夺取政权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我党当政后维持政权靠的还是这两杆子。文章意思是说，一是靠枪杆子武力镇压民众自发运动，二是用笔杆子造谣，歪曲，篡改，掩盖历史真相。哪个国家维护政权不靠枪杆子？西方国家警察都带枪，用警察代替军队维护政权。我国警察不带枪，形势危急时动用武警或军队，实质上都是一样的。笔杆子这一条，我觉得现在比枪杆子还重要。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人家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不随意相信政客们的讲话，不随意相信各种出版物的观点，大家随便讲。你把执政党讲得再坏，人家选上来的，还是下不了台。你把在野党说得再好，大家不选你，你也上不了台。我们的国情就不同了。建国后，不管我党说什么，老百姓都认为是真理，谁要说党出了错，全国人民都要共讨之，共诛之。这就是我们宣传的功绩，是笔杆子的作用，这个传统不能丢。现在呢，老百姓还是相信，或者叫轻信，信什么？专信那些对我党不利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呼百应，然后闹事。在这种情况下，不用政府公布一些内情，只要有个教授，有个名人举出一点负面例子，大家就相信，他说一句话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说一百句也挽回不了。在这种国情下，就不能给老百姓讲什么我党历史上的，从未公开承认的所谓事情了。你承认一件，他们又拿出十件来问你，你就下不来台了。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样讲下去没个头了，最后变成罄竹难书了。因此该讲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 孙经先教授致杨继绳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杨继绳先生：您好！ 今年7月承蒙有关方面邀请，我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能够见到您，我感到很荣幸。 在这封给您的公开信中，我想谈以下问题。 您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说：“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讨论应当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对您的这一观点，我是非常赞赏的。众所周知，我和您之间在“饿死三千万”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在尽可能平和的气氛下，按照您所说的“学术讨论的规则”，就我们之间的分歧进行探讨，争取在某些方面能够达成共识，不能达成共识的地方，也希望经过讨论，能够缩小认识上的差距。 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涪陵专区和甘肃省临夏市的人口死亡数字上，我认为您在《墓碑》中的数字是错误的。经过我们在报刊上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您也认为您出现了“疏忽”，并且答应愿意改正。对于您的这一态度，我表示非常赞赏。这就是双方“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在讨论中达到了某种共识的很好例证。 我认为，只要双方在有分歧的每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例如对《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上，都“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是可以逐步缩小双方认识上的差距的。在这次武汉会议上，本来我是想按照“学术讨论的规则”，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与您进一步开展讨论的，为此在我的会议发言和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了一些这样的具体问题。但是您在会议上采取了“不回应”的态度。 坦率的说，我对您的这种态度表示非常遗憾。2012年9月17日，您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中说：“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对孙先生这样的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我也有责任回答。”对我的学术批评，2013年12月您在《炎黄春秋》发表的《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也说，“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对您这两篇文章中的这种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是极为赞赏的。我之所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其根本目的也正是为了“对历史真相负责”。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抱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同时都“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双方应该能够逐步的缩小认识上的差距。 武汉会议结束后，您发表了《关于武汉会议的声明》。声明中您说对我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您“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应”，并称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 对您的这个声明，我坦率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您的“不回应”、“不理睬”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对待学术讨论应有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当着其他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时候，如果其他学者的批评是错误的，就应当做出反驳，以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如果其他学者的批评是正确的，就应当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对我的学术批评“不回应”、“不理睬”，实在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您“不理睬”的理由是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应当公开发表文章，理直气壮的彻底揭露孙经先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是怎样“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的，彻底揭露孙经先在研究中的一系列错误与荒谬，对孙经先所说的《墓碑》中一系列“错误”逐条进行反驳和辩护。您有着足够的媒体公开发表您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能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不理采”呢？ 您多次说过要“对历史真相负责”。“饿死三千万”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历史真相负责”，是您和我都必须承担的特别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您宣布“不回应”“不理睬”，也违背了您的所说的“对历史真相负责”的精神的。您在武汉会议上说为了这个问题“我连死都不怕”，难道您会仅仅因为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就不再“对历史真相负责”了吗？ 您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多次说：“为了学术公平，我要求……给我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对批判作出回答。” 我2013年9月9日发表了批评《墓碑》的文章后，您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为自己进行辩护。《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体现公正公平的学术精神，是决定发表您的文章的。只有由于您的的文章太长，他们受版面限制，同时也由于我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所以他们建议您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比我的文章还多了一千字）后予以发表。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您放弃了这次“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机会。 这次在武汉会议上，在我发完言之后，会议的主办方专门留出了充分的时间，会议主持人也多次邀请您发言，但是同样非常遗憾的是，您再次又放弃了这个“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极好机会。 您一方面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强烈要求给您“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在批判《墓碑》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批判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在武汉会议后您却又公开宣布“不回应”、“不理采”，也就是说您不再“发表文章，对批判作出回答”了。难道您不觉着自己已经陷入到极大地自相矛盾和混乱之中了吗？您的这一态度，是会让所有还相信“饿死三千万”的人们感到极其失望的。 既然您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要求。您和洪振快先生都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我也非常希望，“为了学术公平”，《炎黄春秋》是否能够也“给我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对批判作出回答”呢？如果《炎黄春秋》能够践行您提出的原则，我将不胜感谢之至，将我最近写的分别答复您和洪振快先生的两篇文章在您们的杂志上发表。我衷心的希望您不要“粗暴的拒绝”我的这个要求。 还有，您在武汉会议发言中表示愿意对《墓碑》进行修改。最近一年多，我对《墓碑》中许多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字逐一进行了查证，发现您书中与涪陵专区和临夏市这样的重要“疏忽”还有很多处。我愿意全部提供给您，供您修改时参考。不知您意下如何。如果可以，我愿意在《炎黄春秋》上公布我的全部查证结果。 祝好！ 孙经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