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为什么要用抓壮丁绑人这种极端方式征兵呢？ 国民党的「无能」，在被它坑过的中外客户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抓壮丁这件事情上更是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今儿个就来扯一扯它为啥就那么无能。
一方面，「抓壮丁」或者说征兵是门技术。
所谓「抓壮丁」，本质上即是义务兵役制（而非志愿兵役制）。在那个军队规模动辄数百万人的时代，包括国民党在内，中国境内没有哪个势力能开出吸引几百万人主动去卖命的薪饷，按人头摊派的义务兵役制是必然的选择，这点没啥好黑的——当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包括国民党的对手TG，兵源中也少不了按人头摊派这一项。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义务兵役制、同样是按人头摊派，为啥国民党就搞得民怨沸腾、而TG就能如臂使指呢？莫非TG有什么洗脑的黑科技？或者TG能比国民党更残暴？亦或是TG隐瞒了当年强制征兵的真相？
可能会有朋友立即指出：TG搞了减租减息，后来又搞了土地改革，赢得了广大翻身农民的支持，农民为了保卫土改成果，自然会踊跃参军。
——很好，这是教科书式的标准答案。但是，农民分到土地之后，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留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才对：我又不会开高达，打天下的事儿，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可是，家里的地如果少了我这一个壮劳力，那就会出大问题。对农民个体而言，分到地还没尝到新收的粮食就跑去当兵，说不定就死在外面了，这地不就白分了吗？你TG给我分了地，要我纳粮，要我出力，要我帮忙放哨，要我收治几个伤员，行，没问题；要我卖命，那还是另请高明罢！
可能又会有朋友指出：地主老财的还乡团很残暴的，杀人不眨眼，他们的所作所为逼得农民不得不跟着TG走！
——在华北、山东一些人口内卷化严重、土地矛盾尖锐的地方，确实有这种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血海深仇的情况，「逼上梁山」的逻辑尚有一定解释力；但对绝大多数智力正常的地主来说，跟农民都是本乡本土的，总有些亲戚关系，自己也跟国民党的军队搭不上话，放债收租圈地暗地里坑几个人也就罢了，既没必要、也没能耐跟多数人撕破脸把事做绝；更何况，把农民都杀了的话、谁来种地交租呢？——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曾离开本乡本土的时代，在那些没被还乡团肆虐过的地方，就凭TG口口相传式的宣传，不见得农民就会信，更不见得农民就会为此而自愿远离家乡和亲人去上战场拼命。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土地问题并不是全国一个样。在东北这种地广人稀的地方，土地都是论「垧」算的，土地矛盾远没有关内那么尖锐，但TG却做到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把东北的部队从十万扩充到五十万——此时东北还没打几个歼灭战，「解放战士」远不如后来那么多，这多出来的四十万兵显然不能按照「翻身农民为保卫土改成果踊跃参军」的逻辑去解释——他们原本就不怎么缺地。
征兵不能单纯指望农民的参军热情，还得靠技术。这里所说的「技术」，不仅仅是指言语上的技巧，而是指一整套征兵的组织动员体系。如何保证兵员质量？如何避免征兵引发民众反感？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技术，不是光凭一腔热忱、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
你要到一个地方去征兵，首先总得知道当地有多少适龄青年吧？还得知道当地维持基本生产至少需要多少劳动力（免得征多了这地方第二年就全饿死了）吧？具体到张三家，又有多少人？能抽得出几个人来？李四家呢？哪家多哪家少？有没有哪家有什么特殊情况？
衙门里即使有户籍信息，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编的了；要知道准确信息、防止某些人串通起来弄虚作假，这事儿也不能全部交给当地之前的地头蛇，还得另行派可靠的人挨家挨户去调查。去调查的人显然得会写字，还得进行专门的培训；调查的时候得配上纸笔和向导，甚至还得配上刀枪和护卫。为了顺利进门，总得顺手给点好处或者做点好事。调查完之后信息汇总，再把任务分配下去，各地按人头出人。把这些人汇集起来到指定地点，一路上得保证他们的吃住，还得给军属家庭提供一定补偿，这些事儿也都得有专人去干。
就凭民国时期各地方政府那孱弱的行政能力，上面这些事情已经远超其能力上限。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在既有的政府官僚体系之外再打造一套组织动员机器才行。而一套新的组织动员机器，是得要花钱的：培养一个会写字的小学生是要花钱的，纸笔刀枪是要花钱的，小学生的衣食住行也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
另一方面，技术问题的背后是阶级问题。
在传统农业社会，「皇权不下县」，多数时候官府无力挨个挨个直接对每个农民收税，只能召集地方上的长老、士绅、大户、胥吏头目，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他们，让他们先交钱交粮凑个整，然后再由这些包税人自个儿在村里去找农民讨要钱粮。一般人显然干不了这活，势必是有钱有粮还得要刀有枪的地主才有这能耐；包税人地主要养活家丁私兵，显然也不会吃力不讨好地白干这活，势必会层层加码。官府从包税人手上拿走100斤粮食，包税人就得从纳税人手上征走150斤甚至更多。
除了征税，拉壮丁这事儿也由包税人地主操持，谁家塞点钱就可以免于拉壮丁，最后拉走的壮丁基本上就是穷苦人，甚至是痴呆（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就记载了他所在部队中的痴呆）。
我老家地处西南腹地，直到1949年仍是几家「半城」和一些袍哥之类的大大小小的包税人地主的天下，他们操持着县里征税、拉丁、办学、修桥、铺路、缉盗（兼为土匪销赃）乃至选举国大代表等各项事务。
（法国大革命前后包税人的故事也挺有意思，各位不妨去看看。）
也就是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官府和纳税人之间就平白多出了一个食利的包税人地主阶级，官府事事都得依靠他们。农民要承担150斤粮食的税收，官府却只拿到100斤粮食；官府如果想要更多粮食去干更多的事情（比如让士兵吃得好一点，或者开办新的小学），就会大大增加农民负担、引发农民不满乃至暴动。
TG把包税人地主打掉了，直接把政权插到每个村，说收120斤就能收到120斤，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前提下收到更多税，用来养活更多的士兵或者培训更多的脱产干部，用这多出来的人力到更多的地方去发动土改、建立政权、征粮征兵、鼓动宣传，形成正反馈和指数式增长。同时，按人头摊派兵役也能更公平地进行，这也保证了兵源最起码的质量。
而国民党，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江浙等地，凭这些地方的财源养活了几十万人规模的核心精锐嫡系部队再加几十万人规模的、受过现代教育的官僚系统，凭借这两个「几十万人」，国民党能够在一堆军阀中高踞顶端，但也没有余力去做更多事情——比如普及义务教育。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根基之一，就是义务教育；一个大字不识几个、一辈子没出过本乡本土的农民，除非被日本人杀到眼前了，否则是不大可能明白什么爱国主义的。普及义务教育或者宣传爱国主义，那都是要人去做的，并且是要上百万规模的、起码上过小学的人才做得了。要养活这么一帮人并为之提供活动经费，就得要相应的钱粮，在没有土改的情况下就近似于逼农民造反。
国民党的这种「无能」表现，并不是因为它蠢或者没想过土改。其无能的根源在于其阶级基础、在于清党：绝大多数有能力、有意愿干基层组织动员工作的人都被清洗掉了或者逼走了，基层党务于是被地方上的包税人地主把持，加上原本就被包税人地主掌握的基层政权，整个农村仍处在包税人统治纳税人的秩序之下。少数幸免于难的基层党部也陷入缺钱缺人的困境，无力与包税人地主群体对抗，甚至有县党部上午贴出减租减息的告示、县政府下午就把告示撕了的事儿发生。土改？开什么玩笑，拿自己开刀这种事儿，也太难为人了。
正是因为国民党清党之后的阶级基础就那样，所以它根本无力解决包括征兵在内的诸多技术问题。在日寇面前，国民党转进西南；在TG面前，国民党转进台湾。与大陆相比，台湾地方不大、人口不多，更重要的是，困扰国民党几十年的阶级问题在台湾也不再是个问题：台湾的地主跟国民党没什么瓜葛，减租减息、「赎买」土地等诸多旨在削弱、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政策可以大刀阔斧地干。国民党终于在台湾完成了资本主义革命，不再用借助包税人的力量抓壮丁、可以搞堂堂正正的全民义务兵役制了。
总之，包括征兵、征税在内的统治技术问题，其背后都是阶级问题。不解决阶级问题，哪怕把爱国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国民党也变不出一只真正的现代化强军。时至今日，仍有人幻想在回避阶级问题的前提下去解决技术问题、高喊工业党的口号却罔顾生产关系，真是秦人不暇自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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