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建议再次发表《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一文，以纪念党的生日，对揭露、批判修正主义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和无耻地诽谤、攻击、否定革命先烈有重要现实现义，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来之不易。谁忘掉和否定历史，就意味着对人民的背叛。恽仁祥
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目 录 一、“龙华24烈士”简介 二、二十四名革命志士全部被捕 三、是谁出卖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四、狱中斗争 五、英雄就义 六、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七、后记
今年是上海“龙华24烈士”就义80周年，本人于清明节专程去上海，率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大侄儿恽锡元(已故)的女儿恽小敏、女婿钱贵富和二侄儿恽锡良(已故)的儿子恽民成和他的大女儿恽竹、女婿余小东一行六人为“龙华24烈士”扫墓。在陵园工作人员陪同下，扫墓后，参观了陵园为烈士们牺牲80周年专门陈列的展览馆。在展览馆里，陈列的烈士们的史料、遗物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残害烈士的刑具等，较10年前我去扫墓时增加了几倍，并按原图纸修建了囚禁烈士的牢房……。 解放初，陈毅同志任上海市市长时，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就很重视对“龙华24烈士”的史料和遗物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例如，专门请了知名画家，到我家乡召集恽雨堂烈士的生前好友座谈，回忆他的相貌，并参照我岳父恽礼堂(恽雨堂的同胞长兄)的照片，画出了现陈列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恽雨堂烈士的画像(因他沒有能留下任何遗物，包括照片)。以及各届上海市委、市政府对“龙华24烈士”史料的搜集整理，这次专门陈列的展览馆，我估计约占400多平方米。在此，谨以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晚辈对上海市委、市政府、上海市人民、龙华烈士陵园的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 两次专程去扫墓，促使了本人逐步深入搜集、学习和研究“龙华24烈士”史料。可以说今年搜集到的资料比十年前多了好几倍，尤其搜集到了不少被称作“第一手资料”。十年前一些尚未弄清的问题，现在大多可弄清楚了。因此，特写此文，首先是对24烈士牺牲80周年表示深切的怀念，同时把我已搜集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公布于众，争取大家指正和补充。
一、“龙华24烈士”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上海“龙华24烈士”的报导，有17烈士、23烈士等几个版本，最终确认为“龙华24烈士”。 “龙华17烈士”，最早是语文课本中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的注解。“龙华23烈士”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一书，以及恽逸群同志发表的文章(注：参见《常州史话》编辑组编写出版的《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资料汇编(3)》以下简称“资料汇编”和本文后面将要介绍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作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龙华24烈士”见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以下简称“史迹选编”，但文中仅列了17位烈士名单。本人于2007年4月13日发表在《常州日报》的《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中介绍了22位烈士姓名和职务，并说明“另有两位烈士至今不知姓名”。这次又查到了一位烈士姓名，因此，“24烈士”现己查到23位烈士姓名，还有一名的姓名不知道。这23位烈士姓名，是本人参考前述17位名单，以及我第一次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时拍摄到的烈士墓上的名单以及其它资料和互联网报道汇成的。
24位烈士姓名如下： 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李求实、恽雨堂、李文(女)、龙大道、欧阳立安、王青士、蔡博真、伍仲文(女)、阿刚、费达夫、汤士伦、汤士佺、彭砚耕、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女)、贺林隶、罗石冰、刘争、李云卿。 仍有一位不知姓名。
以下是23位烈士简介： 1、何孟雄： 何孟雄原名正礼，字国正，号坦和，化名刘小山、刘元和、廖慕群、慕纯、陈方，笔名静、之静、江囚、孟翁、梦雄,出生于乡村塾师家庭。9岁起先后就读于本村龙门学校、酃县梅岗高等小学和长沙岳云中学。1916年春在岳云中学就读时，因带头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被校方开除。后陆续到长沙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修业中学、长郡中学听课。1917年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工专机械五班。不久当选为校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曾代表学校参加长沙学联组织的反日爱国运动。1918年夏，与毛泽东、张昆弟等同赴北京，参与留法勤工俭学筹备活动。9月入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之一的法文专修馆学习，半年后入北京大学理科当旁听生。1919年5月4日，随北京大学同学前往天安门游行集会，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随后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干事会交际股工作，积极营救被捕同学。6月3日在街头演讲时被反动军警逮捕，经各方营救得以出狱。同年底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参加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发起的工读互助活动，组织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12人开办“俭洁食堂”，从事改良主义的实践。 以上选自《中国共青团网站》。 新华网北京2006年３月１１日电：“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这首诗是为纪念１９３１年２月７日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２４位革命烈士而写的。在这２４位烈士中，有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何孟雄”。文中也简要介绍了他的简历。 据有关史料记载，1925年6月25日，缪伯英在长沙生下儿子何重九。时值何孟雄远在北京，李大钊又去了苏联，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上，婴儿只好交由母亲照料。 1928年3月20日，她在上海生下女儿何小英。由于斗争环境险恶，食无定时，居无定所，1929年10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而辞世。 1931年何孟雄被捕次日，何重九、何小英也被关进监狱，一年后被送进孤儿院。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打上海，两个小孩在战乱中失散，后经党组织多方寻找，一直毫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
2、林育南： 1898年生，湖北黄冈人。我国早期的职工运动领导者之一。 (注：参见“史迹选编”第42至49页)。 1915年，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1917年10月，加入恽代英创建的革命团体“互助社”。1918年5月，积极参加武汉学生反对北洋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条约《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1919年3月，与同学胡业裕等在中华大学发起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半月刊。“五四”运动爆发，与恽代英、陈潭秋等组织和领导武汉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同年6月，受武汉学联的委托，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不久，回到家乡，在八斗湾创办浚新小学。1920年春，与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同年考入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常去北京大学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一起研讨马克思学说。1921年7月，与恽代英等在黄冈浚新小学发起组织“共存社”。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与其他同志领导汉阳钢铁厂大罢工，并筹建起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任该会秘书主任。同年9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为反对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再度举行罢工，他草拟《告国人书》等罢工文告，并亲自指挥罢工斗争。发动武汉各工团组织“粤汉罢工后援会”，声援罢工工人。同年10月，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与施洋创办该会机关报《真报》。1923年参加组织和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后，被军阀悬赏通缉。他编写了《二七工仇》，翔实记述了“二七”罢工英雄史实，讴歌“二七”烈士的革命精神。并以《真报》的名义发表宣言，控诉吴佩孚、肖耀南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同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长。1924年，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后，任国民党汉口执行部青年干事。同年5月，又遭反动当局通缉，前往上海，参加编辑《中国青年》。不久，返汉，任武汉学生联合会主席，继续开展青年工作。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在上海总工会负责宣传工作。1926年5月，出席广州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奉命回汉，与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一起领导湖北的工人运动。1927年1月，任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秘书长，被选为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宣传员训练班，设立“工农通讯社”，出版《工人导报》、《工人画报》等。同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并担任太平洋劳动大会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与黄松龄、向警予等秘密出版《长江》，继续宣传革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尔后，积极领导湖北的秋收暴动。1928年春，调到上海，先后担任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注：以上选自网文。
3、李求实： 原名李伟森，1903年生，湖北武昌人。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恽代英、林育南带领下，1919年共同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利群书社”，后随恽代英前往黄陂正谊小学、萍乡煤矿工人子弟小学、四川泸州中学等教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入党。1923年曾参加“二七”大罢工。1924年由团中央选派赴苏联学习，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莫斯科总代表。1925年回国后，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杂志。1927年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在此期间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长期来，李求实从事青年工作，文化宣传工作，曾在《少年先锋》、《中国青年》、《北新》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道理，并在党内明确表示过自己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原则立场，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 注：参见“史迹选编”第50至52页。
4、恽雨堂： 1902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西夏墅镇一个贫农家庭(注：土改时定的贫农)，排行老二，我岳父恽礼堂是老大，他还有一个弟弟恽玉堂烈士。父母早亡，经济困难，均未成年就各谋生路。我岳父去看庙宇为生，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因两个弟弟都参加革命而回来守家，解放后于1966年去世，去世时为县政协委员。小叔父恽玉堂到商务印书馆当童工，1927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常委和组织部长等职，后参加新四军任游击队长，于1941年在日寇清乡时的枪战中中弹牺牲，现常州地区竹林庵烈士陵园有他的事迹介绍。大叔父恽雨堂1902年8月生，参加革命后，恽雨堂撰写文章的笔名叫洛生，被捕后在狱中的化名叫胡迪生，在苏联留学期间的俄文名字叫米留丁。全家靠耕种六七亩地和经营一个小竹器店维持生活。9岁时恽雨堂进国民小学读书，读到初小二年级时，因父亲去世，家中无力供养而辍学，后经他的老师韩佩兰介绍到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做学徒，张裕昌的龙缸皮蛋颇负盛名，恽雨棠名义上是学手艺，其实是老板家里的杂役工，而且他的收入也只够自己糊口的。翌年，恽雨棠离开镇江张裕昌变蛋坊到安徽芜湖中兴打蛋厂做工。恽雨棠16岁时，因母亲病故，他回到家乡，自己开了一爿新华酒店，他自制甜白酒出售。后来，他从亲戚王光业处得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招工的消息后，就将小酒店出盘给一位街坊，启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应考。1919年9月，恽雨棠经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练习生，后来被分配到订书柜工作。“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反帝爱国热情，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投身变革社会的潮流。后来，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共上海党组织推动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他在党的教育下，觉悟不断提高，1923年，经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董亦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注：恽雨堂的入党时间，都是根据解放初任华东局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的恽逸群同志在《常州古士革命烈士资料汇编(3)》一书中所著《恽雨堂烈士传略》一文，文中介绍说：恽逸群1926年入党，1925年相识恽雨堂，证明恽雨堂于1922年或1923年入党；但在文中最后说知道恽雨堂是较老的共产党员，他究竟哪一年入党，我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不会后于1924年。所以，现所见文献，恽雨堂入党时间有1922、1923、1924年三个版本。现龙华烈士陵园估计是选其中即1923年。我根据恽逸群在文中介绍“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大罢工，震动全国，就是恽雨堂领导的。当时，……商务印书馆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单位，主持者颇多著名人士。对管理职工，有各种福利，平素以公平合理自命，社会上也认为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待遇较其它行业和单位优厚。等读到《罢工宣言》，才知道所谓‘优厚待遇’实质就是资本家可以多剥削职工劳动创造的财富。这篇当时烩炙人口，后来成为中国职工运动史上重要文献的《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就出自19岁的恽雨堂之手”。根据这一史实，就是我在《二十四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推断恽雨堂于1922年入党的依据)。恽雨堂入党后积极工作，于1924年和董亦湘两人介绍同所的陈云(注：参见《陈云传》第14页)、薛兆圣等入党，参加“五卅”运动和参与组织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并为这次罢工起草了《商务印书馆罢工宣言》，公开宣传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发了工人斗争求解放的自觉性，成了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此讲一件事：《陈云传》一书12至17页，把1925年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称为第一次罢工，并由他领导……。这是否又是一起“换头术”闹剧？)。1925年恽雨堂被派往黄浦军官学校学习；1926至1928年先后两次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第一次去学习，第二次去任翻译；1928年下半年回国，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行部主任，同时从事文艺创作，并先后在《小说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柴霍甫的革命性》、《苏联文艺概论》等译文。 1930年6月，恽雨堂调任上海市工联（赤色工会）市政总工会主席，兼黄包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为同工人打成一片，他亲自拉黄包车；不久又调到国民党统治中心中央直辖市南京市，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即我党南京市第二任书记）。同时期党中央正指令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攻打湖南长沙和江西南昌，为配合湘、赣的武装斗争，要求南京地下党发动暴动以牵扯敌人。因此为加强南京地下党的领导，中央从上海、武汉调部分干部支援南京地下党的工作。而当时南京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国民党的《民生报》用大幅标题声称：“昨枪决共党二十名图在‘首都’暴动响应湘赣‘共匪’”，并称：“共产党拟在‘首都’阴谋暴动，希图响应湘赣‘共匪’，并由沪、汉派来共党多名，到京参加主持等情。……已判死刑之任雪涛等二十名，业于今日下午三时，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以上所述即指1930年8月18日下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二十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其中包括中共南京市委委员任雪涛同志和中共南京市北区区委委员谭藉安同志。这次南京地下党的暴动失败了，同时攻打长沙和南昌也遭失败。后来毛主席在谈到李立三“发动大中城市暴动、攻打中心城市”这一“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说：“打长沙失败了，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立三路线’，并避免了可能成为灾难性的对武汉的进攻。”刚到南京任我党市委书记的恽雨堂面临的就是立山极“左”路线，使南京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注：主要参见恽逸群同志发表在“资料汇编”《恽雨堂烈士传略》和给我岳父家写的证明信以及“资料汇编”中其它相关文章)。 上海《龙华24烈士》纪念馆展岀了关于恽雨堂很多史料，现摘录如下： 恽雨堂负责起草了《职工会宣言》和《罢工宣言》，8月23日《申报》转载了远东通讯社播发的《职工会宣言》全文，《职工会宣言》把在贫困厄运中挣扎的工人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工作之苦”实非笔墨所能描写，“工时之长”非一般人能意料，……在先进的欧美果然是沒有的。
“临危受命”：南京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中心，1930年7月至10月3个月间，南京城210个(中共)党员中被捕的就有100余人，被害者近百人。在白色恐怖下，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派恽雨堂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在争求他的意见时，他欣然同意，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当时，他妻子(李文)正住院分娩，他毅然离开分娩的妻子奔赴南京，着手恢复南京地下党组织。……当有人问他妻子为何未来南京？他说李文愿意同来南京工作，……但自己抱着一人牺牲的决心，而不连累她，恽雨堂在这种情况下，全力扑在党的工作上，及时恢复了多处南京党团组织。1931年，对南京市委领导，在极为复杂条件下，取得这些成绩，工作很有成效。江苏省委给予了肯定(注：因摄像机录下的这段文字较模糊，有的地方看不清，但同原意不会有原则出入)。
“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恽雨堂是革命文学运动的支持者，他积极从事创作和翻译无产阶级作品的事业，是一名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他翻译了俄国契诃夫著的《柴霍甫的革命性》一文，发表在1929年12月号《小说月刊》上，该刊还在1930年1月号和2月号连载他的译文《苏俄文艺概论》。恽雨堂译文附记中阐明了翻译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即工农大众对于俄国大革命前后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时期之革命文学，得一个系统的了解”，“无产阶级应有其自己阶级的文学，在目下的中国文台上，大约己没有人敢于否认或反对了吧。则这一本小册子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并非没有意义的”。“恽雨堂的这些无产阶级作品，为推动左联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以上选自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其中《职工会宣言》和发表在《小说月刊》上的文章都有遗物展出。
5、李文： 李文，原名李萱，又名文婉，也是江苏武进人，1910年生，1927在常州芳晖女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开除。她回到家乡湟里镇，先后发动和组织女缝纫工罢工，为妇女职工争取合法权利，这在当地属首次女工罢工运动；同时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工作。1929年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海市市政工会机要秘书。经薛兆圣介绍，同年和恽雨堂结婚，于第二年生一女孩。(参见“资料汇编”：恽逸群《李文烈士传略》)。 李文自幼活泼机灵，不仅才貌岀众，而且气质非凡。因此，父母对她格外痛爱。她七岁入学，后入县城(今常州市)芳辉女中读书。中学期间李文成长很快，不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藉，拓宽自身的知识，还作文写诗表达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在目睹了富人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她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缺衣乏食的佃农，终年辛勤劳动；被剥削的工人，日夜在机旁奋勇；田野里哀鸣处处……”。中学时的李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和进步同学经常不顾宿监的严格控制，外岀贴标语、搞文娱活动，宣传反对封建思想、欢迎北伐军。
“在斗争中成长”： 1927年秋，李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思想进步，同情穷人，看到家乡富人田达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认为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消灭剥削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穷人才能得到解放。为此，她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支持贫苦百姓。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中共地下组织以小园窠村为核心，在湟里周围组织农民协会，李文冒着风雨和同志们一起开会，直到午夜有时到凌晨才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她总说：我们做的是正经事，走的是正直路。1928年夏收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召开各地农协联席会议，要求以“二五减租”为名，从1927年春北伐军到达江南之日起，停交当年夏租。土豪劣绅非常恐慌，纠集城乡反动势力大肆镇压农民和进步群众。李文却不害怕，她奋勇抗争，并在斗争中锻练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革命忍痛割爱”： 1930年，恽雨堂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之前，李文在上海新闸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德医院分娩，生下一个女孩。由于恽雨堂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而遭王明迫害，被撤职，李文也被停止工作。夫妇失业，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忍痛将刚生下的女儿送进了育婴堂。之后，李文利用产后短暂时间，回家乡探望双亲，母亲思女心切，要求她回乡工作。但李文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同时，也怕母亲伤心，隐瞒了把孩子送孤儿院的事，只说在沪很好，要父母保重，匆匆离开家乡回上海工作。 注：以上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均参见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材料和互联网报导。
6、龙大道： 龙大道生于1901年，侗族(注：是24烈士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协助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和经济斗争部部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赴武汉，与刘少奇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被汪精卫集团下令逮捕，后来胜利越狱。1928年在浙江省委工作，并代理省委书记一职。1929年辗转于安徽、江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龙华烈士龙大道三坐牢房志更强 身在牢房志更强， 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之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四·一二”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会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育南及湖北省委领导向警予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 龙大道出狱后很快就投入了工作。11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12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任龙大道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5月初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龙大道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目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龙英尔说：“后来母亲告诉我们，我和哥哥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哥哥出生在1928年农历正月初四，父亲就为其取名支雯。支字四划，雯字十二划，意喻不忘牺牲志士，牢记四一二血海深仇。我出生后，父亲为我取名英尔，取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首尾两字，意喻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注：以上参见媒体介绍“龙大道烈士网上纪念馆”等材料。
7、欧阳立安： 欧阳立安是24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914年诞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中，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早在1925年，他在长沙修业学校念高中时，就积极参加演文明戏，宣传民族英雄黄兴、蔡锷的爱国思想等活动。1926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叶挺独立团占领了长沙，北伐军进城了，十二岁的欧阳立安积极参加了儿童纠察队，担任儿童纠察队第一队队长。他带着红袖章，腰间扎着皮带，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经常带着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巡逻放哨，维持社会秩序，张贴、散发传单，禁止赌博，募捐救济灾民。在欢迎北伐军进城的民众大会上，他做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因人小个子矮，只好站在小凳子上讲话，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1927年，经党组织安排，立安随母亲离开长沙去武汉，由于他胆大机灵，担任了汉阳县委的小交通员，肩负着传送党的机密刊物《大江报》的重任。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赞道:“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送《大江报》我知道。当时环境恶劣，编报、印报、发报都是单线，这孩子就秘密替我们传送，勇敢机警，常常骗过敌人，真是一位少年斗士。”
8、王青士： 王青士（1906—1931），原名王之绾，化名王青石、汪秋实。霍邱县城关人。13岁离家去北平求学，先在北平美术研究会学习。1923年入北平俄文法政学校，开始接受爱国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次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回霍邱城关与他人合办“开明书店”，秘密出售进步书籍，传播马列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退出国民党。同年秋由王冶秋、李何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与李何林、李力果、戴铸久、王冶秋等参加中共霍邱县委组织的文字暴动，一夜间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杀死贪官污吏”、“拥护朱毛”等标语广贴霍邱城乡，为避国民党当局通缉，决定与李何林等去上海，由于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便转赴北平，经“未名社”同乡介绍，参加了“未名社”工作。当时“未名社”在北平景山东街四十号有一售书处．青士公开身份是书店的店员，和李何林一起分工印刷、校对和出售从上海各书店、出版社交换来的进步书刊。青士擅长绘画，常为“未名社”出版的新书画广告和设计图书封面。其中一些封面受到鲁迅先生赞赏。为扩大“未名社”的影响，将售书室改为开架，供顾客随便阅读，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也给“未名社”增添了生机。这一期间，他还担负着沙滩共青团支部工作，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利用店员身份先后保释十几名被捕的革命同志。离开“未名社”后，先后在北平、山西、山东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9年冬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兼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11月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1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等职。 注：以上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和互联网报导。
9、蔡博真：
蔡博真岀生年月不详，汉族， 广东梅县人。中共党员。曾参加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
10、伍仲文： 伍仲文，1903年生，原名伍杏仙，广东南海人。早年她就追求进步，敢于冲破封建习俗的束缚，到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校期间，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她经常走上街头，演剧、演讲，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1924年到广州，入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半工半读，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8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1929年先后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1931年1月被捕后，在狱中坚贞不屈，她常说：“列宁、斯大林坐过不少次牢，被放逐过，这是一个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学历程”。 注：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和互联网报导。
11、阿刚： 阿刚1908年生，原名段楠，湖南酃县人。北京大学预科班学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酃县西区区委常委和西区游击队第三路指挥。参与领导酃县三月暴动。1929年5月起任中共上海沪中、沪东区委及上海工会联合会秘书。
注：参见互联网报导
12、费达夫： 化名费德甫，上海市人，1925年入党，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1930年任沪东区工联主任。
费达夫1907年诞生于杨树浦韬朋路（今通北路）98号，在家排行第二，很小就与弟弟一起在八埭头读私塾，后考入聂中丞华童公学（今市东中学）求学。他受进步老师的教育，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学生会领导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四所工部局学校的学生组成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宣布罢课，参加全沪学生总会，费达夫积极动员全校90%的学生参加罢课，到南京路去游行，发传单，搞义演活动，历时一个月。1926年，党组织派他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任沪东区工会联合会主任，经常深入到怡和纱厂等工厂从事工人运动。 注：参见中华费氏网
13、汤士伦： 汤士伦，江苏如臬人，中共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牺牲时年仅24岁。
14、汤士佺： 汤士佺(同王士伦是同胞兄弟)，江苏如臬人，中共党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干部。牺牲时年仅29岁。
15、彭砚耕： 2011年7月22日报导，彭砚耕(又名刘后春)烈士后代专程从湖南来我园祭扫，他们是第一次来上海祭拜先辈。在陵园龙华二十四烈士墓碑前他们为亲人献上鲜花，随后又来到彭砚耕烈士的牺牲地祭拜亲人。接着他们又来到龙华烈士纪念馆，看了展览“丹心碧血为人民”。 彭砚耕烈士是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五卅运动。曾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任上海总工会秘书。
16、柔石：
柔石1902年生,浙江宁海人。原名赵平复，门前曾有一块小石桥，上镌“金桥柔石”，所以就曾以“柔石”、“金桥”为笔名。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二月》、《三姊妹》、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 丁景唐介绍：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和其他十八位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或活埋之后，鲁迅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戮革命战士，悼念烈士的光辉事迹以激励人民群众继承烈士们的战斗任务，对反动派进行斗争，曾先后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章。鲁迅和柔石又有着深厚的友谊。鲁迅在《柔石小传》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都提及柔石翻译过《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记述了他和柔石合作，创办朝花社，编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和《艺苑朝华》，亏损很大，欠了一笔债，于是柔石就拚命的译书，将《丹麦短篇小说集》和《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卖给商务印书馆以便还清债务。鲁迅在文章中以为这两部译稿，已被"一·二八"的兵火烧掉了。 注： ① 金桥是柔石同志的另一个笔名。柔石同志曾用金桥的笔名在《朝花旬刊》上写过诗，如1929年9月1日第十期即有金桥的诗：《遐思》(1929年7月作)，1929年9月21日第十二期有金桥的诗：《晚歌》。 17、胡也频： 注：参见《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和互联网报导。
18、殷夫： 殷夫1910年生，浙江象山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左联五烈士”之一。本名徐孝杰，字柏庭，学名徐祖华，在他短暂的五六年写作生涯中，所使用的笔名除殷夫外，还有白莽、徐白、殷孚和徐文雄等。 殷夫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1920年秋他考入象山县高等小学；1923年进入上海民立中学，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1926年7月转入浦东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被捕关押3个月；1927年秋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2月重返上海，从事共青团和工运工作，同年7月因组织上海丝厂工人罢工第三次遭捕，出狱后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 诗坛骄子 胜似翻译家： 殷夫虽不是职业翻译家，却胜似翻译家。他的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精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一首著名的诗作《自由与爱情》，于1929年被这位“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翻译了过来。 《自由与爱情》有两个中译本：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匈牙利语翻译家兴万生译）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殷夫译）。 兴万生译文“忠实”原作。而殷夫的译文是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个追求自由的不羁的灵魂。殷夫译此诗有着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个人情感和思想在内，他的诗作是用他的生命，他的灵魂，他的精神熔铸而成。他的诗作具有了生动鲜明的形象和更高的艺术价值。 鲁迅先生在为“左联五烈士”所作的悼文中悲愤地写道：“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殷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他本姓徐，谱名孝杰，小名柏庭，读书时先后用过徐祖华、徐白、徐文雄（字之白）等学名，笔名有任夫、殷夫、白莽、殷孚、沙菲、沙洛及Lven等，殷夫则是他较为普通的笔名。 出狱后，他曾回家暂避一段时间，写下了《呵，我爱的……》等诗，以抒发不忘革命之情： 注：以上参见互联网有关文章介绍。
19、冯铿： 冯铿，又名岭梅，1907年生，广东潮州人，中共党员。自幼爱好文学，1922年开始发表作品，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曾作为潮州学联代表，积极参加反帝斗争，以后又参加了迎送北伐军的工作。1929年春来到上海，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她经常出席“左联”领导的各大学里的读书会。与青年学生一起研究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谈论时事政治。许多青年学生在她的启发教育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5月，她代表“左联” 出席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上，来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赤卫队的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代表人物的讲话，极其强烈地缴荡了她的革命情感。会后，她根据大会上获得的丰富材料，从事文学创作，又积极投入准备召开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秘书处的工作。 注：以上24烈士中的几位作家的介绍，主要参见有关网上
“烈士展览馆》。
20、贺林隶： 贺林隶，中共党员，1930年任上海华德路小学党支部委员。
21、罗石冰： 罗石冰，1896年生，汉族，江西吉安人。1911年，考入吉安庐陵高等小学。1919年，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回县受聘于县立高 等小学。“五四”运动时，领导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发起驱逐反动校长的学潮。1924年2月，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 为上海大学中共支部委员，并在沪西区从事工人运动，其间积极向家乡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2月，发动沪西4个纱厂2000余名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五 卅”惨案后，任上海总工会会计科副主任，参与领导全市总罢工。8月22日，与8名同志为保卫总工会，同反动当局雇用的五、六十个流氓暴徒英勇搏斗，身负重
伤。1926年1 月，奉中共中央指派来江西巡视工作，并赴吉安考察，领导建立了中共吉安小组和中共吉安支部。4月，任中共江西地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8月，任宣传部主任兼 中共吉安特别支部书记，发动群众，迎接北伐军入城。1927年1月，当选为中共江西区委委员兼中共吉安地委书记。4月，任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主任。6 月，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主持省党部工作。7月，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江西省委，当选为省委委员。8月1日，参加南 昌起义，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委员，后随起义军南下，管理财务工作，途中不幸被俘，伺机脱逃，辗转赴厦门。不久，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1928年初，赴上海。同年春，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年秋，回国，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组织了新的市委领导机构，迅速
恢复了党的活动，成立了青岛各产业工人联合会。1931年1月，到上海参加党的会议。 注：参见网上《烈士展览馆》。
22、刘争： 刘争化名王和鼎，湖南南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生，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在华德路小学任教。在沪东下海庙一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牺牲时年31岁。
23、李云卿： 191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共党员，1929年到上海工作。 (注：以上用数字编号，是便于阅读，无其它任何意义)。
从上述23烈士简历可知，其中年长的是林育南和何孟雄两位烈士，但牺牲时也只年仅33岁；年令最小的是欧阳立安，牺牲时年仅17岁。恽雨堂和李文是24烈士中唯一的夫妻俩同时被捕、同时牺牲。另外，欧阳立安、冯铿等均未婚，另有几位烈士没有见有子女的报道。何孟雄一对儿女和恽雨堂一个女儿，都至今不知下落。可以说蒋介石把其中好几家是惨无人道地斩尽杀绝了，即封建皇朝的“满门抄斩”。
二、二十四名革命志士全部被捕
1、24革命志士被捕的历史背景 要搞清楚24烈士，就必须弄清楚六届四中全会的是是非非。王先金 编著的《“太上皇”扶植王明上台》一文，介绍得比较详细，现抄录并参考其它文章，介绍如下。 抄录的上述王先金《“太上皇”扶植王明上台》一文，虽作者在文中加了些文字描写，但所叙史实基本可信。 “王明路线的上台，遭到党内许多同志(注：包括随后回国的张国焘。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的反对，当时反对最厉害的是：全国总工会党团，江苏省委以何孟雄为首的部分同志，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办事处（简称苏准会）以林育南、李求实为首的同志。这种非常会议遭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的坚决反对”。 “1月13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等人在静安寺路1幢花园别墅内召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开会，被称为‘花园会议’。会后与会者都被扣上‘右派’、‘托派’等帽子，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5日，中共中央发表四中全会《告全体同志书》，提出‘严厉的反对何孟雄等同志利用反对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 “1月17日，上海的各级党组织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分头秘密开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试图说服全总党团改弦易辙，支持四中全会，结果，他们的努力落空了；沪东区华德路小学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作出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决议，上边派下来参加会议的区委干部宣布解散支部大会，引起更激烈的争论”。 注：以上参见互联网文章。
2、被捕的详细经过： 就在王明采取“非常”组织手段取得领导地位而遭到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岀现了难以解释的一幕：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四中全会文件，会上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这些在上午召开的有拥护四中全会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到破坏。
就在当天中午，上海市敌公安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地点：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一点四十分，敌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求协助，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沆瀣一气，开始大搜捕。警车出动了，迅速包围地处租界的东方旅社，特务、军警、西捕直扑三十一号房间，逮捕了李云卿、林育南、苏铁、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刘后春（即彭砚耕）八位同志。敌人立即把这八人押上警车，撤销了包围，并且留下特务“蹲坑”，等候再抓来人。 柔石和胡也频是“左联”的执委，上午出席了执委会，会后柔石和冯铿去东方旅社。东方旅社是三零五月开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为文艺界代表租用的。柔石参加了这次大会，冯铿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她后来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对四中全会提了意见。在新新商店（现第一食品店）门口，他们碰到正准备去买东西的胡也频，冯铿邀请胡也频同行，胡欣然同意。胡也频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入党，同时被文艺界选为赴中央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胡也频因此每隔一周，总要到东方旅社去打听行期。他当时对党内争论还不太清楚，只是一心一意想去苏区。他们三人到三十一号房间，同林育南同志谈了一会儿话，便被突然冲进来的特务逮捕了。 下午三、四点钟，孙玉法（孙玉华）和王青士两同志回到东方旅社。孙玉法从外地来沪，住东方旅社十八号房间。上午他到闸北区去找王青士，不知道中午捕人的事。两人推开三十一号房间的门，见没有人，又听见隔壁房间有异样的声音，知道不好，刚转身，去路已被特务堵住，他们被捕了。 龙大道同志接到开会通知，从杭州赶到上海。正在先施公司（现上海服装商店）后面找中山旅社，不想黄理文从中山旅社出来。他俩从“四·一二”之后一直未见面，此次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谈笑间，巡捕来了，恶声问道：“是不是从六号房间出来的？”未容分辩，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黄理文到中山旅社开会（里面秘密设有江苏省委的一个机关），找不到人。茶房一听找六号房间的人，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表面却假意倒水让坐。黄理文感到不对头，加之不见人来，马上起身走出旅社，没想到这时特务已盯上了他。 傍晚，何孟雄同志来到中山旅社，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富有经验，先去敲七号房间的门。狡猾的特务早已得到情报，将他骗到六号房间内逮捕。 十八日凌晨一时，敌人彻夜搜捕，在昆明路逮捕了汤士德的哥哥汤士伦。 十八日一早，李求实从上海静安寺延年坊家中出来，到愚园路庆云里十五号。这是单开间的三层小楼，楼下布置成客厅，二楼是林育南、李林贞夫妇的住房，三楼是苏准会秘书李圣悦、胡毓秀夫妇的住房。这是我党苏准会办事处，李林贞和胡毓秀以主妇的身份看守机关，李林贞担任交通，胡毓秀负责采买，苏准会秘书彭砚耕住在外面，每天到此工作，李求实经常来这儿开会。李求实一进门，李林贞、胡毓秀就围了上去，李林贞彻夜未眠，坐立不安，她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今天也没来，可能出事了。李求实问他们开会的地点是新东方旅社，还是旧东方旅社，李林贞只知道是三十一号房间，很想去找找看。李求实拦住她说：“我去。”大家都认为危险，主张再等等看。李求实为同志们的安全担心，执意要去。 十八日下午，敌公安局又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可靠情报——华德路小学共产党正在开会。他们马上搜查了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开会的迹象，无可奈何，只得抓走了贺治平、王佩云夫妇和刘桂贞，逮捕了进来的王和鼎，然后封闭了校产。二月十六日因证据不足将王佩云和刘桂贞同志释放。 我叔父恽雨堂、婶母李文是在新闸路复康里623号住处被捕的。被捕时，当巡捕抄查出大量传单和俄文版马列著作时，我婶母当机立断地说：“这些传单和书刊，都是我自己的，与胡迪生无关(注：恽雨堂化名胡迪生，李文化名李胡氏)”，以此掩护我叔父，但仍双双被捕。上海尤华烈士纪念馆大厅陈列着我叔父和婶母的遗像和遗物中，还有一张国民党反动派捕房送案单，上面写着我叔父、母被捕后的化名胡迪生和婶母的化名胡李氏，送案单上开列了匪徒们抄出的他们的全部家产：传单一箱、大洋二元、票洋一角、铜元五十一枚。注：解放后在挖掘烈士遗骸时，随同挖出了银元和铜元，很可能是恽雨堂、李文烈士的遗物。 二十四位革命志士全部被反动派逮捕。
三、是谁岀卖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2001年，24烈士遇难70周年的清明节，我专程第一次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在这前只是听岳母及当地政府介绍过叔父、母牺牲的大致情况，而这次扫墓，我初步了解了24位烈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情况。我很受感动，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夫妻俩生的孩子，解放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多方寻找，至今无下落。我作为晚辈，有这个责任，尽可能把他们的光辉史迹整理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必要。这次扫墓后，顺便回到常州探望亲友，岳父家给了我恽逸群同志写的关于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证明材料，其中还谈到陈云是恽雨堂介绍他入党的。但当地政府向我们反映：武进市在编纂地方志时，派专人到北京采访陈云，指望陈云能提供一些恽雨堂在商务印书馆的情况，不料陈云拒不接待。另外，我哥哥恽仁根(1937年入党)比恽雨堂略小几岁，也同我谈过一些情况。因此，回京后多方搜集资料，并于2007年清明节后在《常州日报》发表了《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但文章不仅写得简单，而且有好几个关键问题沒有找到资料，例如岀卖他们的叛徒是谁？解放后怎么发现具体埋葬遗体地点的？在监狱受了些什么酷刑……？这些问题，在文中都只好照抄展览馆拍摄回来照片上的解说词：叛徒出卖、根据群众反映、受了严刑拷打……。说实话，这些话虽都不错，但都是含糊话。从此，我花了点精力，搜集了一些可靠的材料，而又决定今年清明节再次去上海为他们就义80周年扫墓，并认真录像回一些材料。回京后又查到了大量材科，才动笔写这篇文章。
我声明：是谁岀卖了24位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工人运动领袖、一些优秀的无产阶级青年作家……？应当说，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又难作结论，我把有些材料原文转抄，供大家进一步研究。下面首先介绍一段经我从几个方面搜集到的内容都一致的被称为第一手材料摘录如下：
1、他们被捕后监狱内外的一些情况 十八日，李求实被押到老闸捕房的拘留所，见林育南、李云卿、冯铿、彭砚耕都在这里。他们相互询问和研究了被捕的经过，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没有什么破绽，何以招致这样的逮捕呢，一时摸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不暴露身份，每人编了一套口供，然后想办法向外面传递消息，托人找律师，以便通过特区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释。 十九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云卿、刘后春（彭砚耕）、王青士、孙玉法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不一会儿，何孟雄、阿刚、蔡伯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龙大道及黄理文(注：他是解放后能调查清楚24烈士提供了最关键情况见证人，这在后面介绍)也解来了。大家不由心里一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同志被捕，而且大部分是给四中全会提意见的同志，感到蹊跷。 开庭了，旁听席只坐着林淡秋等几个人。首先由工部局的律师甘镜光报告逮捕过程，大家才知道是敌公安局请求逮捕的，如果由捕房引渡到公安局，二、三年内是不会释放的。 西探福特报告：在东方旅社搜出共产党文件，从第三个被告（即林育南）身上搜出一包重要的东西。在中山旅社第十一个被告（即阿刚）身上搜出几张纸头。 华探报告：东方旅社的房间是李云卿开的，中山旅社的房间是王君明开的。王君明的下落还未查到。 敌公安局侦缉员抢着补充说明：本案是市党部报的，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有重要会议。 法庭上一阵骚动，敌人提供的情况，使同志们感到问题严重：毫无疑问出了叛徒。 法官按老闸捕房送案单的顺序依次审讯被捕的同志，大家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对答如流。可是，这次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判决书早已拟定，法庭对律师的辩护全然不顾，审讯长宋源宣读审判结果：“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零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在同上地点，宣传违背三民主义及反革命之意义，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等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同志们听到案子要移交敌公安局，立刻大哗，一起举起拳头抗议：“租界的案子应由租界处理！”“我们不服从判决！”“我们没有罪！”敌法院不容分辩把这十七位同志押往上海市敌公安局。 这时，外边搜捕仍在进行，十九日敌人搜查了华通书店，逮捕了郑襄阁。二十日早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宜兹同志（即李初梨）赶到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家里，向他传达江苏省委的精神，不知机关已被破坏，进去后被包打听逮捕。敌人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妹和两个孩子，并抓走了前来联系工作的张诗人同志。敌人又逮捕了从南京刚到上海的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李文夫妇。连同费达夫、王小妹、杨士德、王孙氏、汤士伦、陈铁如、贺治平、王和鼎等十五人，加上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十七人，共三十二人，一起押在敌公安局。在他们解来之前，拘留所里已有柯仲平等四人，是属于另一个案子的。敌人给每个人照了相。二十日下午开始提审，敌公安局审讯员问话时，不时地看着案头的照片，又翻过去看看背面写着的名字，他准确地指出了一些同志的真实姓名和化名，看来敌人掌握了一部分情况，并对这次审讯做了充分的准备。 汤士伦从敌人的审讯室回到牢房，往床上一坐，气愤地说：“完了！”大家围上去，汤士伦站起来，他穿的是长衫，两个袖子耷拉下来把手遮住了。他环视一下，问大家：“你们谁注意过我的手？”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什么也不问，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手来，大家才看到他一个手指少了半截。“我失去这个手指有个故事，在前线和敌人打仗负的伤，到上海后我只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记者。”恽雨堂的被捕更使大家震惊，他刚从南京到上海，在住地就被捕了。何孟雄十分生疑，因为恽的住址开始只有他一人知道，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只告诉过一个红旗报的记者，叫唐虞。恽雨堂夫妇和汤士伦的被捕都与红旗报记者有关，唐虞有重大的叛变嫌疑，需要赶快通知外面的党组织，进行调查，采取措施，防止敌人继续破坏。 “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这个国民党特务认为‘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可见，仅仅一个唐虞很难把敌人这次突然大规模的准确搜捕完全解释清楚。因为，正如何孟雄等和有的文章分析：“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严格规定，系统与系统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绝不能有横的关系，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样一旦出现叛徒，便可以把破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几个同志，分属几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他们同时被捕只能说明在上层领导中出了问题。笔者对一部分当事人作了调查访问，认为这次大逮捕和当时的党内斗争有密切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接到相同的匿名电话，报告共产党要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敌人研究了情报，遂决定进行大搜捕。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知道，林育南、何孟雄开会是研究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和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搜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
从摘录的上述文字，认为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记者（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叛变出卖的。另有报道称：“当年东方旅社案的告密者，最早有人说是叛徒王掘夫（即唐虞，一称唐禹），这是事后特科的陈赓通过内线得知的情报。原来王掘夫是留苏归国的中共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苏联时他就是王明的心腹，回国后曾在中央工作，在李立三时期，他不曾得到重用，只是管理财务工作，且被李立三发现有贪污行为，于是被调离中央，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失意的王掘夫本就是没什么信仰的混混儿，受处分后，竟暗中向国民党当局秘密写信自首，伺机出卖同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佯装拥护罗章龙派的主张，取得接近罗章龙等的机会，并从内部探听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将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的消息，于是向租界巡捕告密。不过，将东方旅社案归咎于叛徒王掘夫一人（当时成了叛徒的还有汪盛荻等），毕竟不能使人信服”。 正如何孟雄等在狱中分析的：由于当时都单线联系，一个记者怎么能掌握那么多同志的详细情况？由此，基本可以推断，王拙夫很可能背后有人。这背后的人，我所见一些材料，疑点都集中在王明和王明当时调整后的特科。就连著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 王明还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再去，也会被敌人抓走。’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2、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一是：“‘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 其二是：“为营救这批重要干部，中央政治局要求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指挥‘红队’行动。‘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他们可在上海滩横冲直撞，连国民党军特警宪也害怕三分。‘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没有牌照，一遇紧急情况，扔掉不用。”“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２４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 可见特科如此严密的营救计划都会有人自己“撕票”或高速出卖给了敌人而告失败。据本人所见材料，当时的特科有陈云(1924年入党)、康生(1925年入党)、潘汉年(1925年入党)等。关于许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卖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予以否定(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另外，钟文编著《陈云传》第37页，介绍陈云在特科工作，在陈云“智勇斗叛徒”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如1932年，沈寿业接待了一个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该叛徒已告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的张浩(即林育南)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该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以便一网打尽。由于情报及时，中央特科立即保护张浩夫妇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转移，并制裁了特务”。 看了这一段文字，不仅“制裁了”的特务还不公开其姓名，而且该特务是自守报案立了功的，按党的政策怎么还该制裁他？更不可思议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荣牺牲，这几乎是全民皆知，但特科担负领导职务的，竟还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转移”，岂非咄咄怪事。陈云如此违背史实大树自己，目的是什么？可见，党内外有一些人士关于24烈士问题对特科有各种议论，而特科有的领导也在虚构(？)拯救24烈士的情节，更添了几层乱。今年清明节我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同陪同我扫墓的陵园工作人员交谈时，关于现展览馆材料说唐虞叛卖了24烈士，本人对此提出：需进一步研究。本人摘录的这几段文字，并谈了几句个人看法，供读者进行深入研究。我坚信，这个至今未彻底解决的迷，迟早会水落石出。
下面要介绍一下2011年12月30日我在几个互联网同时发表了本文第一稿后，新发现的有关重要材料。 2012年1月14日有的互联网转载了苗体君同志发表在《环球视野》第421期的文章《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关于恽雨堂被捕情况，有另一种解释：“1931年1月中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由南京返上海。一天，恽雨棠写信给孙冶方，说他要去南京，妻子李文在上海的房子即要退租，已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注：把留苏回国的唐虞这位《红旗日报》记者的身份篡改为“通信员”，并含糊地说成是恽的“通信员”，这一篡改的目的值得重视)，由唐虞转交周天僇。唐虞曾在《红旗日报》任记者，恽雨棠曾是他的老上级(注：这说法不恰切，恽是发行部的领导)，而周天僇是恽雨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是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注：这是王明在苏联排挤、迫害董亦湘等同志制造的假案)，当时周天僇是《红旗日报》的编辑，恽雨棠的意思是把房子转租给周天僇，就托唐虞带条子给周天僇(注：前面说是“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这里说“托唐虞带条子……”，逻辑混乱)。恽雨棠这一做法违反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并最终酿成惨剧。当时，恽雨棠夫妇并不知道唐虞已经叛变，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并通知他们夫妇速速搬家时，恽雨棠错误地认为唐虞已经把条子交给周天僇了，估计已记不得条子上写的自己的住址了，还天真地认为唐虞曾是自己的老部下，二人感情不错，谅他也不会出卖自己。因此，就没有听从孙、周二人的劝告。第二天，即1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恽雨棠住宅搜捕，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恽雨棠的妻子李文还机智敏捷地把孙冶方写给恽雨棠的书信撕得粉碎(注：这类情节的描写很离奇，敌人能让李文“撕信”吗？“通信员”唐虞竟不知恽的住址，与情与理都很荒谬)，就这样，恽雨棠夫妇被捕，并被押往新闸捕房，26日，移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上10时许，恽雨棠穿着长衫，拖着十多斤重的脚镣，妻子李文正怀有身孕，与他们夫妻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 首先谢谢苗体君同志发表这篇文章，并对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为研究24烈士史实提供了很有研究价值的材料。文中对恽雨堂的简历了如指掌，文中还介绍了：“因贯彻李立三错误的暴动方针，南京的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中共江南省委决定派恽雨棠任南京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云与恽雨棠谈了话”。
据查，苗体君同志1969年3月生，男，河南鹿邑县人，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中共广东党史学会理事，中共湛江党史学会会员。可见苗体君同志的文章，可能取材于陈云本人的著作或其他人回忆或追溯同陈云接触中知道的情况，而决不是苗本人知道的情况。但苗文沒有注明材料来源。苗文还介绍了1930年陈云“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可见陈云熟知恽雨堂的简历是分内事。尤其是恽雨堂的夫人李文被捕时又己怀孕在身，是至今唯一在此文所见。文中介绍的恽雨堂的简历除“恽雨棠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有误外，其它完全属实。恽雨堂兄弟仅3人，他是老二。如果把他的姐妹都算上，则兄弟姐妹共五人，他排行老三(？)。问题是苗文涉及到恽雨堂被捕的情况，很值得推敲、商榷。分歧如下： 1、前面介绍中，何孟雄说：恽的住址只他一人知道，工作的原因他仅告诉了《红旗日报》的记者唐虞一人。这个介绍可信，经得起推敲。何说恽从南京刚到上海就在家中被捕，成了推测唐虞叛变的重要依据，符合逻辑，因为恽被捕后在狱中肯定会把被捕情况告诉何。从本文前面介绍的情况，恽雨堂应是20日上午回上海后到住地就被捕，下午同何孟雄等一道被审讯。而苗文说恽到上海后写信给孙冶方等情，21日被捕，时间上解释不通。 2、苗文说在恽家中“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这不符事实。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着敌逮捕恽后的一张“送案单”，其中列岀的敌搜查到的(全部家产)，其中没有手枪。从前面介绍的敌人审讯24烈士的材料中，没有一人被搜查到有手枪。至于苗文还说搜出“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其实是一(纸？)箱俄文书籍，这类枝节就不说了，1931年可能“网篮”在中国还未面世(？)。 3、苗文说“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恽没有听劝而被捕。经查，有文章披露孙冶方于“1931年1 月，沪东区工会机关被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幸遭到特务逮捕，被关押了一星期。”可见，孙冶方不仅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自己都沒有逃脱被捕的命运，他怎么知道唐虞叛变并去报告恽雨堂。 4、苗文说“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恽家中抓捕了恽雨堂夫妇。这个情节太离奇，从前面介绍敌人抓捕所有24人都未见有唐虞露面。如果按苗文所介绍，则唐虞叛变早就弄清楚了，恽雨堂在狱中还不早告诉了何孟雄等这一情况。不仅不用何孟雄等费劲推测谁叛变，更不会直至上世纪末所有介绍24烈士的材料，都不知谁是叛徒。另外本文前面还介绍恽雨堂到南京工作不把夫人李文带去，他是作了最坏的打算而不想连累李文(李文不离开上海就不存在“退房”问题)，这些24烈士纪念馆都有文字记载。苗文这些方面的介绍同烈士展览馆展出的史料也不符。也不合逻辑推理。 可见《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关于敌人逮捕恽雨堂的一段介绍，基本是虚构的，与事实不符。前面我还介绍了《陈云传》说陈云于1932年引救林育南夫妇“安全转移”。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牺牲了一年多后陈云能引救林育南夫妇“安全转移”？为什么这类“趣闻”都发生在塑造当时身为中共江苏组织部长、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一人身上？而且塑造陈云的这些书籍和文章，能把24烈士中恽雨堂等的简历几乎能无误地全部介绍出来；而上世纪80年代江苏武进市编纂地方志时，专门派人到北京请陈云介绍一些烈士情况，他拒不接见。更惊奇的是，敌人对24烈士的简历都如本文前面介绍：了如指掌。是谁提供的？因此，我再次谢谢苗体君以及《陈云传》的作者能把这些很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公布出来。
四、狱中斗争 (1931年)“1月23日上午，敌公安局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门楼上架起两挺机关枪对着院内。士兵们荷枪实弹押着我们36位同志，其中二十九名男同志，七名女同志，何孟雄同志的身边还有两个孩子。这三十六人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上了警车。车门一关，警车发动了，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军号声，年轻的同志以为要枪决了，高呼口号，但马上被其他同志制止住：‘慌什么，到刑场再喊也不迟’。” “警车风驰电掣从南市开进龙华警备司令部，车停在院子里一个多小时，却不见动静。原来，南京的命令是立即全部枪毙。可是由于我党领导的互济会买通了警备司令熊式辉的小老婆。当敌人请示熊式辉何时执行时，他的小老婆说：总得审一审吧。于是，熊式辉下令把36名同志押进牢房”。 “林育南、李求实不知道他们被捕后几天，王明停止了(他们)苏准会工作人员的组织关系。监狱支部不了解四中全会的情况，接到外边的指示后，拒绝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这些误解没有动摇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对党的信念，他们仍把全部爱倾注给党，相信真理一定会胜利，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还行使共产党员的权力和义务，和何孟雄一起给党中央写信，再次申述意见，交给互济会的同志递上去”。 “二月份，敌人又开始提审。这次审问排场很大，有南京方面来的人参加。敌人怀疑李求实是瞿秋白，被李求实几句冷嘲热讽弄得无以言对。敌人故意问何孟雄：‘你死后，共产党会给你什么处分？’想借以判断他对党的态度，挑拨他和党的关系，何孟雄厉声严斥了反动派的无耻”。 “欧阳立安在审讯结束转身走时，听见审讯官连说：‘可惜，可惜。’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二月三、四日互济会干部黄浩同志通过关系给他们送来了钱和日用品。大家讨论如何用这笔钱，有人说添些衣服过冬，有人主张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欧阳立安说：我们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不如用这些钱吃一顿饭，唱国际歌也有精神。胡也频建议让大家理理发，死后拍照片还威武些”。 “李求实、林育南又被单独提审，敌人对李求实再一次利诱劝降，李求实正气凛然地痛骂敌人：‘禽兽！闭住你们的臭嘴！共产党员都是千锤百炼用纯钢打成的人。这样的人，你们永远杀不完。我们的良心和灵魂，永远属于我们的党。你们应当知道，中国人民你们杀不尽斩不绝，全世界共产党人你们更是无法斩尽杀绝的。你们要当心的，倒是你们这些禽兽的末日快要来了，你们受民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原文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人员李超时同志当时从敌人刑讯笔录中摘录）。 在蒋介石心目中， 这是国民党特务在1930年代破获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杰作”，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和处理。结果陈立夫费尽口舌，没有一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 现仅介绍2010-08-28，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以《林育南就义之谜》为题，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对林育南劝降的一幕。 林彪的堂兄林育南被捕之后舌战陈立夫。当时的情景那真是棋逢对手啊！陈立夫旁征博引步步紧逼，林育南则是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首屈一指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居然攻得他拙嘴笨腮。那么后来的事情又当如何呢？请继续收听《林育南就义之谜》。 国民党抓到了林育南，总想在他身上捞一点什么。尽管几次审讯未获任何结果，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 陈立夫轻蔑地一笑：“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共产党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林育南大义凛然，陈立夫尴尬无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将手往上一扬说：“秘书长先生，你很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你前途无量。来，合作吧！” 林育南拒不伸手，并对陈立夫说：“我们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问题。” 陈立夫：“秘书长先生，”陈立夫缩回手，又说，“你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风帽——不识时务。你怎么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林育南：“这我已经想过了。俗话说，落在鬼手里，不怕见阎王。我的生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党。我想，只要我是为党而死，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却攻得他舌笨口拙。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林育南的手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特务押走林育南后，他在会客室余气未消：“对这样的共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对付！”当天晚上，国民党又用专机将林育南送回上海。林育南回到狱中时，已经是晚上12点。难友知道他去了南京后，纷纷向他打听在南京的情况。林育南不顾疲劳，连夜向难友们讲述了在南京与陈立夫舌战的经过。大家听后，拍手称快。
五、英勇就义 “敌人一举逮捕了这么多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喜出望外，弹冠相庆。蒋介石也从南京拍去电报表示祝贺，并责令上海市市长张群、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等人抓紧时间审问口供，以便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蒋介石亲自导演的用“劝降”软的一手失败后，就采用残酷的行刑逼供，“软硬兼使。被捕的这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又面临一场生与死的严峻考验”。敌人采用软硬兼施，企图从被捕革命志士口中摸清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情况，以达到蒋介石“将上海共产党一网打尽” 的目的。24位革命志士，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敌人的酷刑，充分表现为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一切的钢铁意志。现仅介绍敌人对龙大道烈士采取的种种逼供的极为阴毒手段如下。 1月19日上午，江苏省高级法院第二分院在浙江北路英租界会审公廨组织特别法庭对龙大道等秘密开庭审问。这次审问不过是一种过场，敌人好像也不打算得到什么。审问草草收场后就将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引渡到上海南市公安总局侦缉队拘留所里。 1月20日下午，公安总局对龙大道等进行提审。这次担任审讯的是侦缉队长鲁松生。他审问时，不时地翻动着案头的照片。当龙大道仍以“王明石，湖北武昌人，由杭州来找朋友……”作答时，便不耐烦地摊牌了：“你不叫王明石，是龙大道，上海总工会的秘书长，以前还被罚过50元！” 狡猾的鲁松生眼珠一转，强装笑脸地讨好：“你们反对王明，我们也反对王明，咱们观点一样，应该联合起来。” 军法官强耐着火气，站起来傲慢地说：“叫你谈谈，是看在你是个人才，免得用刑，遭受皮肉之苦。本来嘛，对付你们共产党政治犯的办法很简单，既可以要你活着，也可以叫你死去。”
“当蒋介石得知龙大道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而下属又黔驴技穷时，他气得暴跳如雷，直骂‘娘希匹’。于是，他那 ‘全部就地处决的密令，就传到警备司令熊式辉的手中’。” “当晚10半点钟左右，看守长带领大批宪兵又来了。他们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提着马灯。看守长拿着尺把长的电筒，看着名单点名，指挥看守提人。犯人们紧张地趴在窗口看，林育南、李求实等被叫出来的人反而很坦然，提着脚镣向前走，和狱中的其他同志点头告别。看守长到各个囚室对龙大道、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男21人、女3人)给每个人戴上手铐，带出牢房”。看守长宣布：“恭喜你们今晚解南京，快要开放了”。“一个犯人从窗口看见从女牢里押出三个人，刚一到院子马上五花大绑捆起来。‘是打靶！’他赶快告诉同号子犯人。在监牢中忌讳说死，打靶就是枪毙”。 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了24烈士，激起了国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一片声讨和对24烈士深情地哀悼。“二十四位烈士牺牲了，监狱党支部马上把消息及烈士在狱中的表现报告给组织。我党办的《红旗日报》和《海光报》发表了消息。３月中旬，周恩来……他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系革命战友，感情甚深。他们牺牲了，周恩来甚为悲痛，而且夜不能眠。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３月１２日，周恩来亲自为《群众日报》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社论说，林育南、何孟雄等２３同志（实际为２４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革命战士的英勇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更加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１９３１年４月下旬，鲁迅得知林育南及左翼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消息后，非常愤慨。４月２５日，他和茅盾、史沫特莱共同发表了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宣言中说，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与同一时刻暗杀了１９个革命家、５个革命作家——一共约杀了男女２４人，连资产阶级的法律手续也不曾有过，到现在也不宣布。1931年4月25日左联在《前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宣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这次屠杀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呼吁国际革命团体的声援”。烈士们牺牲后的两周年，鲁迅先生为此发表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沉痛悼念牺牲的烈士们，对敌人表示严正谴责；并发表了著名诗篇：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1934年囚禁在龙华狱中的革命志士，在狱中墙上写下诗篇，悼念二十四烈士：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广为人知的悼念24烈士的著名诗作，一直被解释为“无名烈士诗作”。现已查明，这首诗是老干部张恺帆同志所作。在此仅介绍2008年9月，钱之俊同志为纪念张恺帆诞辰100周年发表在《巢湖日报》 2008年10月30日、《无为文艺》2009年8月总第44期的《张恺帆与“扪虱诗社”》一文，详细介绍了张恺帆同志写这首诗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张恺帆，安徽无为人，1908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党内既是革命家，也是知名书法家、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几次沉浮，曾先后官至安徽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张恺帆曾在上海党组织内担任过领导工作，1933年底被国民党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多处监狱，后被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期间，他和狱友一起组织了《扪虱诗社》，创作了大量诗词，谱写了一段恐怖岁月的温情“佳话”。2008年是张老诞辰整整一百周年，今天我们再回首这些往事，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特殊的纪念吧。 诗社成员有八九个人，除了张恺帆还有陈晶秋、彭国定（左洪涛）、黄金月、李一清、陈宝箴、谢武潮、沈蔚文、刘金吾、朱天纵等。大家在一起彼此唱和，以诗文相互激励。张恺帆自小在私塾读书时，诗词的水平就很高。年幼就为他的先生吴凤楼作过诗：“雅爱吾师好杜康，醉时走笔更锋芒。前朝多少真名士，翰墨千秋带酒香。”张恺帆在诗社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首著名的龙华“烈士遗诗”其实就出自张恺帆此时的手笔，现在还留在当时牢房旧址的狱墙上。那时张恺帆睡上铺，他用铅笔（一说毛笔）把诗写在墙壁最高的地方，还不忘署名“扪虱居士”，由于位置隐蔽，并没有被人发现，后被抄录保存了下来。诗云：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现在我们大多所见到的这首诗主要还是通过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中所收录的，但已有所改动：“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现在有些语文资料在配合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教学时，就要提到当年龙华监狱中的这首诗，但总称其为“无名烈士”所作，其实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张恺帆。龙华风景秀丽，以盛产蟠桃著称，而桃花盛开之景最为有名，中国十大观桃花盛地，上海就独占两处：一个是南汇桃园，另一个就是南郊龙华镇。作为江南古镇，明清之际，龙华即有“三月三，逛庙会，看桃花”的民俗。但因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也在这里，把这里变成了残杀共产党人的屠场，就多少让它带上了些血腥味。鲁迅先生曾在《给颜黎民的信》里说：“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鲁迅先生说的是发生在1931年冬的惨案。这年2月7日，是 “二七”大罢工的纪念日，再过10天就是除夕。国民党选择了这个据说“天色灰蒙、寒雪纷飞”的日子将24名建党早期的高级干部和青年作家杀害。1934年春天在一个桃花盛开的时节，张恺帆触景生情，想到三年前在这里关押、牺牲的二十四位烈士，甚感悲痛，就写出了这首流传甚广的龙华诗。这首诗现在也镌刻在安徽无为张恺帆墓上。 注；以上仅摘录了其中几段主要内容。
“可是，王明对这些烈士怀恨在心，在他们牺牲后仍写文章点名批判何孟雄等同志，给这些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直到延安整风，清算了王明路线的错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二十三烈士做出公正的评价：“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毛泽东选集》一九五三年版第三卷966——967页）。1949年刚解放，陈毅同志任上海市长时，派专人给我岳父家从上海送来100斤大米、一面粉袋的面粉等表示慰问。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龙大道亲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褒扬烈士永垂不朽。
六、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山东大学学报刊文称：“中共党史上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牺牲者是在反对王明而集会时被告密,从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故对事件真相的揭露和对暴政的抗议长时间受到来自国共双方当权者的禁锢阻挠;而二十四烈士之中的柔石等五位是左翼作家,鲁迅和‘左联’冒着生命危险悼念同志和朋友被害,揭露事实真相,使‘左联五烈士事件’造成的影响远大于‘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这并非鲁迅和‘左联有意掩盖’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真相,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外界揭露真相的唯一途径”。在以前，从未见有当时党内有阻挠报导24烈士遇难的情况，这是第一次见一个大学的学述性学报，披露了这个情况。但从前面介绍的24烈士遇害的全过程，我认为这个报导有道理：国民党怕揭露他血腥屠杀的罪行；王明把持的“中央”，怕揭露24烈士是因为抵制他们非法窃取领导权推行比立三更极“左”路线而被叛卖牺牲的。这就造成对彻底弄清24烈士牺牲的情况，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个别较多了解24烈士情况的人，还拒绝接待调查24烈士史迹的地方政府外调人员。 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龙华24烈士”遇害的全部情况，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努力下，尤其是上海民政部门、烈士陵园全体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以及一些相关省市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今年清明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专门设立了24烈士展览馆，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当我们怀念24位烈士的同时，除应感谢前述从中央到有关各级政府和部门外，同样不要忘记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以下介绍一下，24烈士的史迹发掘过程。 在解放初，很快对“龙华24烈士”事迹进行调查并取得重大突破，起着决定作用的当属中央内政部长谢老谢觉哉同志。 谢觉哉同志下令访(24烈士)遗踪： 1950年3月27日，一封北京发出的中央内政部令函，放在了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办公桌上。部令函是谢觉哉部长亲自签发的，要求对发生在30年代一起中共干部和左翼作家被害案进行调查。函中称：1931年，欧阳立安等23名烈士于上海东方旅馆等处被捕，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杀害于部内旷场上，遗体即被埋葬在旷场上的方塔旁。部令函指示：“希你府派员负责调查先烈等坟址，详为勘验，如有坍毁之处，即予以修补，妥为保护为要，并将处理结果详报本部”。 陈毅市长和潘汉年、盛丕华两位副市长传阅后，于当天将此函批转上海民政局，要求从速调查处理具报。 上海市民政局接到批令后，立即行动。 4月5日，经有关人员指证挖掘后，烈士遗骸岀土。从坑中共清理出完整的尸骸18具，另有几具颅骨、肢体分离，已零碎不全了。同时，在坑中还捡出一副脚镣、一副手铐，4枚一圆的银洋钱、50余枚十文的铜钱(注：同前面介绍逮捕恽雨堂、李文二人时，抄出2个银圆和50多枚铜元，仅多了两枚银圆，抄出的纸币可能腐烂掉了)。最瞩目的是，还发现了一件后来确认为冯铿平时穿的己破烂掉一半的绒线红背心。 注：以上都是原文照抄。
另据恽逸群同志证明；烈土就义时，敌人把他们互相上了镣铐，即一人的手和脚同另一个人的手和脚，分别铐在同一副镣铐上。还有材料披露：24烈士被杀害后，是两个、两个……推下预先挖好的坑里埋上的。这两个材料可互为引证。 可见，从接到谢老的指令函，到挖掘出的遗骸等，仅花了约8天时间，完全验证了谢老指示函的准确性。谢老指令及时，可能同前面介绍谢老早在武汉时就熟悉欧阳立安有关。
谢老是凭什么发出如此准确的指令？ 这就要介绍前面提到的和龙大道一起被捕的黄理文这个人。他于1949年12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一文，文中列出的烈士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恽雨堂、李文、蔡博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阿刚、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费达夫、汤士伦、汤士佺等17人。剩下的几位，他说记不得了。这篇文章影响很大。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见到这篇文章，才写信给内政部长谢觉哉。因此，黄理文是解放初上海市发掘出24烈士遗骸的关键人物，功不可沒。那么黄理文是何许人也、他又是怎么能清楚24烈士壮烈就义底细呢？用我的话说：黄理文是一传奇人物，通俗一点讲：他的人生道路非常曲折。 黄理文，1910年8月生，上海金山人，少年时即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3岁加入青年团，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周总理的联络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心大学留学。1929年回国，先后在中组部、江苏宣传部工作。1930年7月，他参与领导的上海南“泥城暴动”颇有声势，后任新组建的红19军政委兼中共江苏淞浦特委书记。暴动失败，他到陈云任书记的江苏外县工委任委员，兼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1月17或18日和龙大道同时被捕。在龙华狱中，他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关在同一牢房。何孟雄等认定叛徒对黄的身份不清楚(判了6年徒刑)。因此，何孟雄等托他岀狱后向党组织转交何孟雄等交给的材料，在狱中也同黄理文详细分析了叛徒以及狱中难友的情况。可见，他是最了解内情而6年刑满出狱的人。24位烈士牺牲的消息也是他当即通过狱中党组织报中央的。岀狱后，一直同党组织联系不上。周总理通过关系找到了他，并接上了组织关系，他一再向周总理汇报了何孟雄等在狱中及牺牲经过。黄被调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曾一度任周总理秘书。后因党内分歧，他脱离组织到四川大学、中央军校等任教。1944年离重庆回沪，路经南京被汪伪逮捕，因周佛海认识他而被招安，任青浦日伪县长。尽管潘汉年找过他，他也做了点工作，但也难抵被招安之污。抗战胜利，国民党以汉奸罪把他逮捕关进监狱，直到上海解放。他又找周总理，请求安排工作。先后在北京人民银行、政务院、海关总署等任过编辑、秘书、研究员等。 在调查的过程中，上海市政府又接到一封自称“弱女子”的孫一允女士的信。信中介绍她是刘争(又名王和鼎)的情人，她印象中刘争是湖南人，华德小学的教师，中共党员，国民党突然搜查华德小学时被捕。她见到报纸上披露刘争等被杀害的消息。希望人民政府祭奠一下这些烈士。尽管后来一直沒有找到这位女士，但根据她提供的情况，查清楚了华德小学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以及华德小学的刘争和贺治平(化名贺林隶)为24烈士中的两位。 另外，黄理文同林育南在同一监狱时，林育南说过一同被捕的还有两位山东人，一位是青岛市委书记，一位是北京或南京来的作家。根据这个线索，查清了24烈士中王青士、罗石冰两位烈士的情况。 至此，24烈士，查清了22位烈士的情况，尚有两名烈士不清楚。 注：以上材料参见2009年1月6日《作家文摘》报第12版摘自《上海摊》2008年第12期陈正卿：《寻找“龙华二十四烈士”》一文。
从上可见，对24烈士的发掘、核查工作的量和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因大量知情人已不在世了。所以，我再次以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晚辈的名义，对所有为挖掘和弄清24位烈士作了贡献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你们了！ 龙华烈士陵园的建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早在1950年龙华地区挖掘出“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后，老一辈革命家就萌发了在此建立龙华烈士陵园以告慰先烈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于1957年向全国有关设计院、大学征集了“龙华烈士纪念公园”总体设计方案，并作筹划。 1963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拟建造龙华烈士纪念公园，在
原龙华公园的基础上征地、围墙、绿化，在公园入口处矗立“红岩石”。 1981年，上海烈士陵园将二十四烈士殉难处辟为纪念地，河塘、小桥、方塔、竹篱笆等地形地貌均依照当年情景恢复，树立“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碑。碑两侧搭建画廊，陈列21位烈士图照和生平介绍。碑后有一株枯树，树干上弹痕累累。并修建地下通道，与男女看守所遗址和龙华烈士纪念馆贯通。 1983年12月，赵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来上海龙华后，上书中央建议修建龙华烈士陵园，中央于当月14日批示要建成上海“南京雨花台”。次年2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筹建龙华烈士陵园的请示》和《关于龙华烈士陵园总体设计方案的请示报告》。
中央4月14日批示同意。1987年，上海市委将筹建龙华烈士陵园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根据国务院批示，批准上海市烈士陵园迁入龙华烈士陵园一并建设，建成的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依此批示，龙华烈士陵园建设工程于1994年5月27日开工，1995年4月5日完成土建工程，7月1日对社会开放，其纪念馆于1997年5月28日开馆。
龙华烈士陵园以《丹心碧血为人民——上海革命烈士革命先驱英雄业绩展览》为主题的基本陈列，反映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上海英烈的革命历程和英勇事迹。纪念馆陈展面积达5000平方米，展出人物235名，展出珍贵文物、文献和照片1000余件。陈列设计风格富有现代气息，辅助陈列品有全国名家精心创作的国画、油画、木刻、丝毯壁画和锻铜浮雕等。高技术展示的电子天空、幻影成像、影视模型、神幻玻璃和激光演示场景等等，多为国内首次使用。 烈士主要有：235名陈列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丹心碧血为人民——上海革命烈士革命先驱英雄业绩展览》中的烈士；近600名骨灰安放在纪念堂中的烈士；近800名遗骸安葬在墓地中的烈士；271名集体安葬在无名烈士墓中的烈士，以及近100名有诗文作品的烈士。 分八个陈列厅： （1）序厅 （2） 前言厅 （3）旧民主主义时期厅
（4）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一厅 （5）新民主主义时期第二厅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厅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四厅 （8）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厅。
陵园设纪念瞻仰区、烈士墓区、遗址区、地下通道与就义地、碑林区、青少年教育活动区、干部骨灰存放区和游憩区八大功能区。11座大型雕塑与纪念广场坐落于南北主轴线上。这里安葬着顾正红、罗亦农、赵世炎、林育南、李求实等1600余名烈士，并建有申城第一碑林，占地20多亩，分南北两排，各长54米，遥相呼应。南壁碑碣，为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全文，北壁碑收录了上海烈士的革命诗文。 龙华烈士陵园占地285亩，建有纪念、瞻仰、碑苑、遗址、烈士墓、就义地及地下通道、青少年教育活动和游憩等区域。每一区域都由不同的建筑群构成。人们在瞻仰缅怀英烈的同时，又沉浸在文化和艺术的氛围中。 龙华烈士陵园建筑的艺术特点是主题、主轴线、立体建筑的融合，以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交替。红岩石、入口广场、园名牌楼、纪念桥、纪念广场、纪念碑、纪念馆、无名烈士陵等一系列建筑井然有序地坐落在陵园的南北主轴线上。入口处的红岩石，以其特定的思想意蕴点出了陵园的人文主题；纪念广场是陵园的中心地带；纪念馆以四层素色花岗石阶梯与金字塔型的蓝色玻璃幕墙和谐组合，于庄严凝重中透出明朗开阔的意境。这些建筑成功地营造出陵园独特的纪念氛围，并以其庄重大器、中西合璧、富有时代气息的建筑风格，使龙华烈士陵园成为上海标志性纪念建筑。 陵园四季林木苍翠，入春桃花盛开，从农历三月初一到三月十五的半个月里去龙华瞻仰烈士，观桃花已成为上海人的习俗。现人们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为上海的“南京雨花台”。
后 记
我分别在“龙华24烈士”就义70周年和80周年专程去上海为先烈扫墓，第一次扫墓后在《常州日报》和互联网发表了《龙华二十四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第二次写出了本文《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这两次扫墓和写两篇文章，对烈士们丹心碧血为人民、洒尽热血写春秋的高尚英雄气慨一次比一次更受感动，但我的心情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我在想：烈士们无私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生命，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呀？我想，每个中华儿女都会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在想：被几个人颂为“明君”的蒋介石，仅就在长江沿岸，就分别在重庆渣滓洞、南京雨花台、上海龙华杀害了多少不同政见者、革命志土。而且极大多数都是偷偷摸摸暗杀的，其行刑的残酷、屠杀手段的残忍世所罕见。除这三大知名刑场外，其它不是刑场的刑场遍布全国，仅就我的家乡(解放前称江苏省武进县西夏墅区)，在1948年，仅一个夜晚，国民党就暗杀10多名进步农民，好几家被杀到了“断了香火”、绝了门户。 但被某些人污蔑为“独裁”的毛主席，不仅把末代皇帝傅仪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和杀人如麻的国民党军统头子沈醉等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有不少俘虏来的国民党将领和士兵，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想到这些，毛泽东时代这段历史究竟该怎么谱写？不值得某些当权者和文人思考吗！ 本文在文中介绍了蒋介绍对24烈士的迫害所用手段可以说是：机关算尽、黔驴技穷的地步。例如，把林育南用专机接到南京，陈立夫亲自登场审讯，林育南大义凛然舌战陈立夫，把国民党誊为理论知识“首屈一指”的陈立夫击得一败堕地无地自容，只得在当天晚上又用专机把林育南押回上海龙华监狱。又如，敌人对龙大道用酷刑进行审讯，龙大道慷慨陈词，训得敌人理屈词穷；“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直骂‘娘希匹’”。24烈士这些生动事例，教育了我们：世界上最强大的不是权力，而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 从我梳理岀的24烈士英雄事迹粗线条，认为24烈士的事迹，具有很髙的历史意义。因此，我建议有较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的无产阶级作家、剧作家，把“龙华24烈士”的英雄事迹写成小说、搬上银幕，人们一定会称颂是一堂生动的共产主义阶级教育课。本人愿义务作一名参谋参与这项工程。 最后一点说明：我所做的一点工作，仅是把许多分散的史料粘到一起了；这篇文章中，选用的一些材料，凡有原作者署名的，文中都注释了原作者姓名等，但有不少沒见署名的材料，望知情的同志告知，以便修改时补上。但由于本人水平受限，错、漏之处难免，望批评指正。更希望24烈士的亲友，如见到本文有错漏之处，给予更正和补充。我所见到的关于24烈士有关文献，目前本文可能是内容较全面而丰富的，愿这是我坐井观天。但不仅本文有些内容还需进一步核对、充实，而且仍有不少问题沒有弄清楚，如叛徒除唐虞外，还有谁？等等。我有信心把本文修改、补充，尽全力为抢救“龙华24烈士”至今尚未弄清的全部史实贡献一份力量。为此，为便于联系，把本人的电子邮箱介绍在此：yunrenxiang@sina.com。
恽雨堂和李文两位烈士的亲侄女婿： 恽仁祥 编著 2011年12月26日
部分读者评论(注：选自乌有之乡网)： 【zfb546】 于 2011-12-30
16:28:22 评论说： 珍贵资料，注意收集并保存，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继续战斗吧！ 【吴佑乡】 于 2011-12-30 18:13:16 评论说： 盼望能见到反映24烈士的电视剧，这方面的影视剧现在不是很多，好像仅有一部红岩，真的还不能充分的表现在敌人监狱里革命先辈们悲壮的革命精神。监狱里的斗争和艰苦程度及牺牲精神可以说甚于战场上的军事斗争。49年建国后有不少这样的影片但现在都不见了，现在的中共作为继承者应该大力宣传弘扬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与事迹。 【xnlxdlb】 于 2011-12-30
18:24:08 评论说： 楼主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些事情本来是央视等共产党养活的主流媒体应当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的兴趣在赚钱，结果是跟着投资文化产业的国内外资本势力的指挥棒转，现在还能看见烈士事迹出现在央视一套吗？主管部门放手，资本势力放肆，蒋介石等侩子手及其工具——国民党军队成了网络媒体、平面媒体、电视等主要版面的红人，这就是烈士曾经以生命代价换来的革命成果的现状！最可怕的不是庙堂者的背叛，而是几亿人30年来洗脑形成的价值观和信仰的霉变。所以，现在楼主做的事情就格外有着非凡的意义！ 【wzftz】 于 2011-12-30
20:03:59 评论说： 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敌偽方面的资料大体不缺,但整个案件案情仍感眉目不太清.最重要当事人如王明等一一下世,更增加了全案告破的难度.可能告密者如康生,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已经排除.另一人却因拒绝烈士家乡人外调而浮出水面,真匪夷所思.为什么拒绝?怕言多必失是吧?常言道心底无私天地宽,要隐瞒什么呢?查考只得止步,楼主实录疑点,无法释怀,也发人深省. 【周绍强】 于 2011-12-30 22:27:12 评论说： 不应忘却！是这些共产党的先烈们，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也是必须要有的高度！ 【社会主义小兵】 于 2011-12-30 23:33:39 评论说： 所有的烈士后人都应学习恽老，发扬革命传统，继承革命精神。恽老已过古来稀，尚能如此不惜劳苦，谁人能不为之奋斗？特别是中国已全面私有化的今天，纪念革命先辈不是更有现实意义吗？我们绝不能让烈士的血白流，决不允许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jsyx16888】 于 2011-12-31
9:08:55 评论说： 烈士们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不曾想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走资派占有，今天依旧成了80年前的昨天！烈士们的鲜血白流了吗？不！将会有更多的共产党人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为天下劳苦大众的再次解放，甘愿学习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屈服的！ 【nich】 于 2012-1-2 20:14:01 评论说： 青少年时期看过《我的一家》，欧阳立安这个名字就印在脑海里了，他们一家人为革命前赴后继，令人敬仰。 龙华24烈士永垂不朽！ 【leehaikun】 于 2012-1-5
11:53:10 评论说： 当时特科的另一重要成员为什么要拒绝接待外调人员？这后面隐藏的东西太多了！要知道，恽雨堂还是其入党介绍人呢！可惜这些事有可能再也无法搞清了！查查当时的敌伪档案也许会有线索。 迭飞2012-01-20发表评论(选自红流网)： 文章写得非常感人。向作者致敬。我同作者的心愿一样，盼望有一天，能把龙华(搬上银幕)
以下选自毛泽东旗帜网： 沈允厘 (2011-12-29 17:29:10)： 对反动派决不能心慈手软啊。 ttx
(2011-12-29 17:36:04)： 学习烈士，批……反击右倾翻案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