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著名科学家、艺术家最不该人云亦云 ——与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和著名书法家张旭光商榷 齐 工
对于什么是阻碍我国科学发展的问题，前些年，我国曾经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科学家说是“易经”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众所周知，易经乃是我国古代哲学的源头，虽然它不能与后来的唯物辩证法相比，但是，它对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对中国艺术等的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对这个科学家的言论，我不敢苟同。正好一天，遇到我国著名化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徐光宪院士，据说，他还主持过世界化学大会，等。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曾经请他参加过几次研讨会，于是，我认识他。我问他，某某某说“易经”是阻碍我国科学发展的，是真的吗？ 徐老略微思索了一下，回答我说：阻碍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不是易经，而是封建专制制度，易经非但不是阻碍我们科学发展的，现在的计算机，与易经有着密切的关联……。（大意如此） 这位得过诺奖的科学家在世界上名声不小，对科学贡献很大，但是，对于易经的言论无疑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如果从一般学者的嘴里说出来恐怕影响不会大，可是从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嘴里说出，那么，其影响就大了，甚至有人会以此根据，以讹传讹。 最近，我看到我国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在北京雁栖湖举行的 2020 年清华大学全国重点中学校长会暨 2020 年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衔接培养论坛上的演讲稿（刊登于《数理人文》）。就整个讲演来说，有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相当不错的，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但是，讲演中的以下几点，却是笔者无论如何不同意的。在此提出与丘成桐教授商榷。 在讲演中他说： 1、“我认为小学教育必须特别注意品德教育。品德教育非在小时候开始不可，因为不好的习惯形成后，就很难改变了。甚么叫作品德？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与国民文化修养又有着有密切关系，往往与宗教信仰也有关。但是对品德的看法总是有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对我们生存的社会要担当应有的责任。除了作为守法的公民外，还要知道如何服务社会，忠于国家。亲亲，仁民，爱物。最紧要的是知道廉耻。我很惊讶的看到我指导过的某个学生抄袭别人的成果，被揭发后竟然一点不觉得惭愧，还大摇大摆的吹嘘偷来的结果。这大概是在文革时期读中小学养成的习惯吧。” 这里把不知廉耻，“抄袭别人成果，被揭发后竟然一点不觉得惭愧，还大摇大摆的吹嘘偷来的结果。”认为“大概是在文革时期读中小学养成的习惯”！ 这里的关键时期，即文革期间，是这个时期读中小学养成的习惯。 在1963年开始响应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正是这年我考入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在大学校园里，学习雷锋运动，与社会上的学习雷锋的活动，正是如火如荼开展着。 文革开始后的1966、1967、1968年，尤其是前两年，社会秩序在某些领域是非常的混乱。主要是中学生，我们那时曾经被组织去参观北京八一中学。主要看了他们的图书馆，里边被糟蹋的图书，满地呈现出的是撕碎的纸片，高达几十厘米！我看后，非常心疼。同时，我从此才知道洗衣服还有洗衣机。 所谓“破四旧”，我看到的是，街道上有的车站名称变了，可能认为原来的属于“四旧”吧！但是，对于北京不熟悉的地方，坐车就不如原来方便了。再就是，被认为是“四旧”的衣服，女的好像再不能穿裙子了，太花的衣服，尤其是有装饰物的衣服，是不能穿的…… 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是整走资派的，那么走资派能安安稳稳坐在那里等着整吗？他们于是就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个学校，一个单位，分成两派，“保皇派”与“造反派”，后来又有区别于前面的一派，中间派，打派仗不停，复课闹革命，没有成功，1968年夏，只好派军宣队进学校，学校才逐渐恢复秩序。至于北京市的所谓“西纠”、“东纠”和“海纠”，一直到后来的中学生的联合行动委员会，众所周知，有的开始曾经写出反动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幅是“鬼见愁”，后被中央文革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幅为“理应如此”。实际上，这些大多是15、6岁的孩子，主要是某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为了保爹保妈而组织起来，有的是自己老子不便说的话，让他们来说。文革开始，北京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对“地、富、反、坏、右、资”的所谓“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制造所谓的“红色恐怖”，他们难辞其咎，其背后的支持者，戚本禹的回忆录，有着详细叙述，此处不再赘述。 但是，要问整个学生群体的道德状况，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是一直起作用的。类似丘成桐教授所说的那种情况，不能说绝对一例没有，但是整个社会道德风气是非常好的。 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和《中国法律年鉴》提供的数据看，正是1967、1968、1969，即“十年动乱”中最混乱的这三年，刑事犯罪是建国以来最低的！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为53482人, 69793人, 85538人，没有超过10万人，而今天人口比7、8亿增加到了13亿9千万，即不到1倍，2018年判处有期徒刑的是1429272人，增加到了14倍！这还是破案率为37.92%呢！ 之前的1987年破案率曾经是到了81.3%。 假如文革期间道德状况不好，那么，盗窃犯肯定不少，为什么整个犯罪人数那么少呢？这又如何解释呢？ 笔者1967年8月大学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吉林省，是到部队报到，然后去了黑龙江五大连池的部队农场锻炼。1970年春，二次分配后到黄河边上的山东博兴县的一个人民公社，一年之后，任职党委秘书，正好与分管教育的领导同志住在一个院子里，彼此很熟悉，所以对于中小学校及其学生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我的两个孩子，就是那个时候读小学和中学的。那时的学校教育是全面的，非常注重道德教育，这是不可否认的。所谓“抄袭别人成果，被揭发后竟然一点不觉得惭愧，还大摇大摆的吹嘘偷来的结果。”“大概是在文革时期读中小学养成的习惯”根本是不成立的。 可以说，建国后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是相当不错的。1968年夏，我回家之前，买上礼物，装在一个大点的包里，提着到北京火车站，然后，告诉我前边排队的一位陌生人，帮助看下包，我就放心离开去买吃的东西。现在，还有谁能这样做？ 前些年的某一天，检察官学院的老同学周教授出地铁后，一时不知如何走，正好遇到一人，他说，给我10元钱，我告诉您如何走。可是，周教授很快就知道如何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学习雷锋是整个社会的风气，做好事，不留名，无偿服务，处处可见。如今呢？没有钱，不办事；不求人，办不了事。出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家慧那样的法官！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我想，也可能是绝后的。最可悲的是，在“依法治国”喊了几十年了，竟然有18位律师（不是一般的律师，是律师中带着长的！）向她行贿！ 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的败坏，我倒认为，在教育领域，是文革结束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分数挂帅，智育第一，才发生邱教授所说的现象。这个账，邱教授您算在文革时期，是不是错了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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