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刘金华 对于我在《时代对共产党人之问》文中的“我们看到，新中国很快建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选举制度，人代会，“三三制”，“两参一改三结合”，群众监督政府的活动和运动……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并没有实际建立”，齐工批注说，“这样说不妥！这样说实际上否定了唯物辩证法。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只能说很不成熟、很不完善，不能说没有实际建立。这样讲，就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果否定了。也与开始说的‘新中国很快建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相矛盾。” 名哲的评论不赞同齐工的评注，同意我的认识。 “建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并没有实际建立”，是不同概念。没有矛盾。“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资产阶级民主的建立也是一个过程，今天，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建立，那不是“假民主”，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所以，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变，就不会人亡政息。而社会主义民主还在建设中，建立过程中就是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容易人亡政息。 我认为，齐工讲“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完全正确。其中也包含着“社会主义民主并没有实际建立”的意思。我想，把我的话修改为为“社会主义民主还没有建成”，应该能统一我们的认识。 顺便说，民主同国家一样，属于历史范畴。过去没有国家，也无所谓民主，国家是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民主则是市民社会的国家形式。共产主义革命消灭了阶级之后，国家就不需要了，民主作为国家形式也就自行消除。《国家与革命》专门写了“恩格斯论述民主的消除”一节，论述了“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民主还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民主消亡了，难道有不需要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社会？列宁回答说：“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我不仅讲“社会主义民主并没有实际建立”，而且二十年前还讲过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指资本主义复辟，不是指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的是已经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本身。对此，我在《劳动论》中有具体论证，概括地说，列宁、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已经把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财产，但如恩格斯所指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只是在法权形式上，属于无产阶级以国家形式占有，还没有实际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劳动的社会形式还没有根本的改变，资本雇佣劳动的形式，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保留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和几乎全部的时间，在分工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和社会成员都不可能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也不可能消除在大多数劳动者之旁的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专职管理社会共同事务的阶层，而这个阶层像恩格斯说的，可能把对社会的领导变为对社会的统治，把对社会的管理变为对群众的剥夺，从而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为官僚资本主义国家。 我十分自信，我的这个认识，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符合全世界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但这决不是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而是证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马克思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还不能不存在旧社会的痕迹。列宁指出，很多人没有想一想“过渡”的意识，不知道社会主义既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也有资本主义的因素。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争得民主，掌握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按劳分配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方式。 我所说的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不是说国有生产资料、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说斯大林、毛泽东时期，苏联、中国的所有制、工资制、计划生产，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还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只有一只脚跨进社会主义门槛。生产资料公有了，但尚未由劳动者共同支配，还是作为“国家财产”，由国家和企业领导者支配，没有完全消除资本属性；“不劳动不得食”实行了，但还不是按劳分配，不是按劳动者个人提供的社会劳动份额分配生活资料，是八级工资制，工人拿工资，国家、企业拿利润；计划经济表现为上级下达任务，只是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计划性扩展到社会生产，不是列宁说的，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即经济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和生产工人的对立，就难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的基础还没有打稳。由此可以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为什么马克思说社会主义就是继续革命。 对此，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提出民主的两个层次论，提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晚年还搞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说，从1980年到1991年，邓小平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1984年6月30日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讲：“‘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国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大又增加了一个“文化自信”，扩大为“四个自信。 认识源于实践，在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是自然的。事实上，邓小平等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认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毛泽东讲私有制搞掉了，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才是清醒的认识。 邓小平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过了40年，我们搞清楚了没有呢？或者我们认真去搞清楚没有呢？我们在《共产党宣言》里看到有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哪一种“社会主义”？ 我还没有看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论述，但是知道它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讲得比较明白的。 邓小平曾经有两种提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具有”、“有”和“的”都删掉，直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3年1月16日的光明日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演变与内涵升华》说：“自中共十六大开始，原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中‘有’字不再保留，首次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更为简洁、有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独立意义，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仅是满足于‘有中国特色’，而是力求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或社会主义样式。”这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讲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的特色，还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另一种社会主义形态或样式，是“独立的”即不同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追求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1997年2月，江泽民在对邓小平悼词的中，重申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使用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法，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从石仲泉2007年4月11日 发表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理论》，2007年11月13日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什么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2007年7月17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这一科学命题算起，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如果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探索算起，已经经历了29个年头。近30年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泉源，又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试金石”，等等一批党的文件、精英们的解读，都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包括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理论”。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何种关系呢？邓小平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习近平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显然，毛泽东只是提供了经验教训，而邓小平在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光明日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演变与内涵升华》说：“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内涵的拓展与升华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理论探索、认识提升的过程，更是时代发展、实践发展的过程。”邓小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十六大以来，它已发展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族的即理论界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中国元素已减弱，时代元素将增加，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即“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变。 现在，我们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什么。对此，党的文件和精英没有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讲的明白，不过，可以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实质论，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精炼地说，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声明：“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我曾经在2007年10月18日写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的表述》，做了比较分析。我说，毛泽东有这段讲话：“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在党的八届二中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归结为“抓革命，促生产”。 我注意到，毛泽东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邓小平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显然是不同的概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表述方式也不同，一个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一个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生产关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表现出不同的路线。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生产力的这两个语录，集中表现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不同。 毛泽东是坚持《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理论，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道路。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我曾经直接写信给他，提出我的看法，为了不使网站和网管为难，这里不再转述。我看到，左翼网站发表的《驳远方青木和韩毓海的谬论》引了远方青木的理论：“生产力越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就越衰弱，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制度要么自我灭亡，要么自我改良成变种的共产主义。”我看，实际讲的就是邓小平理论，即理论界讲的“唯生产力论”，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2007年7月10日学习时报发表吉力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阐述说：“改革开放……在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现在，计划经济已经彻底否定了，公有制、按劳分配虽然宪法上写着，领导人还在讲，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 《共产党宣言》讲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阐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现在提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只谈事实，只提问题，不置可否，希望能在适当的场合讨论这个“敏感”问题。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说：“深入总结和学习运用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宝贵经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由党中央领导组织探讨，是最适当的场合。 毛泽东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民，转化为人民的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时，首先要总结好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走过的路及其经验教训，讲清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能够过渡到共产主义。党中央既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就应当向群众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何种社会主义，最终要走到哪里，不能“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人民糊里糊涂地走；人民有问的民主权利。 习近平说得好：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社会主义也一样，哪种社会主义是人民需要的，只有人民才有切实的感知。
特朗普下台看来已是定局。三年前，2017年4月1日，我说过“特朗普很可能在出人意料地帮中国做这件事。”当时指“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看，岂止这件事。这次美国大选，又教育了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民主”有点切实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文革中，人民批判“造不如买，买不如租”，邓小平不听，还上升为“中美合作大局”国策，是特朗普“制裁”教育了中国决策者，开始感到买办经济把国家命运握在外国手里。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当为特朗普颁发个一顿重的奖章。毛泽东说的对，人民只靠共产党教育不够，还需要反动派教育。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是靠蒋介石大屠杀的教育，才懂得需要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但愿我们能够从错误和挫折得到教训！ 刘金华 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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