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有什么背景，为什么动它不得，奈何它不得?
梁柱：关于史学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在史学研究中要不要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一个核心问题。史学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正确地反映和说明历史，对现实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当马克思主义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李大钊就以很大的精力介绍唯物史观，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解释历史，使历史成为科学，使它由原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工具变成了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看家本领。我们过去正是依据这一理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我们也同样要依据这一理论去实现从有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所以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不能丢弃或否定的。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史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重要学科中，阶级斗争观点被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放弃了唯物史观的指导，羞于讲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只要这个门一开，各种错误思潮就会像妖魔鬼怪一样大量涌入，就会泛滥成灾;只要我们自己放弃这个理论武器，要守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阵地，要理直气壮地捍卫中国革命的成果、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将会是很困难的。我们并不否认，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作为完整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也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这是值得我们吸取的历史教训。但不能因此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同样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中央进行的马工程建设，为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作了大量工作，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比如，马工程立项的《史学理论》教材，是对大学生进行唯物史观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首席专家张岂之教授，在编写讨论会上公开表示阶级斗争理论是错误的，在史学中不应该再用这个理论。虽然经过许多同志的抵制，使他的错误观点没有被接受，但他后来仍然在报刊上公开宣扬这个观点。这个情况除了说明否认阶级斗争观点在学术界已经相当深入和普遍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一些领导机关并不了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实际情况，唯“名人”是举，不敢坚持原则，这是十分危险的。 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旗帜鲜明，切中要害，使党心人心为之振奋，效果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自由化分子和他们的阵地，并没有因此而收敛，有的更加变本加厉。王伟光同志一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在网上受到那样强烈的攻击，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又比如，毫无顾忌地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阵地《炎黄春秋》，有恃无恐，继续拿我们党开刀，它今年第二期刊登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思考》，全面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有什么背景，为什么动它不得，奈何它不得? 2015年3月5日《社会科学报》同期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的《我们对胡适思想应该持一种重新礼敬的态度》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高全喜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两档事情》两篇文章，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其中心思想，是颂扬“胡适是一面旗帜”，声称“这是一面足以激发人们合理地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旗帜”，“适之先生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代言者，开启了现代中国新生的思想传统”，认为近当代中国“被激进主义纠缠”，胡适的伟大作用，就是“拒绝红色的激进主义的所谓现代性，因为红色的东西是苏俄的现代性，那是一种走向极权主义的现代性”，“偏离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大传统，变得面目全非，越来越激进化、革命化和左倾化”，;要求以胡适为“动力”，“去把中国的现代建国事业、社会建设事业、文化建设事业顽强地推向现代境地”。“这对中国的健全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近代中国选择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因为苏俄的激进主义必然走向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近百年来，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的演变一直处在激进的变革过程之中，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再到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直到文化大革命，甚至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今天，一股激进化的思想和民情在涌荡”，这使中国不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他们要求以胡适为旗帜，就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像这样露骨的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走英美的西化道路的言论，可以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是一群出生于1962年的学者，被称为“胡适的转世灵童”(胡适死于1962年)，他们经过多次沙龙式的座谈，形成了一本名为《重思胡适》(任剑涛主编)的书，由中央翻译出版社出版。据他们说，这个出版社每年出书几百本，只为这一本书联合共识网举办读书会。可以设想，这些报刊、出版社的领导在讨论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对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表态也一定是热烈的、信誓旦旦的，但实际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说轻一点，还是为了吸引眼球，关心卖点。这是相当一部分关乎意识形态部门以及他们那里的党组织的实际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者都是大学的教授、博导，据说有的还是长江学者，且不说我们在评定职称时的政治标准只是一个摆设，更重要的，在大学教学和科研是相互促进、相互融通的，用这样的观点来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是南辕北辙吗?这是值得我们教育领导机关正视的。 三、十八大以来，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错误思潮仍然在顽强表现自己，这个事实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艰巨的、长期的。这是有客观的原因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世界范围内西强东弱的格局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一些人(包括共产党内)会丧失理想信念，另找出路，更何况有西方反共反华势力的插手和操纵。同时，国内私营经济成分的快速发展，也必然呼唤他们的这是政治代表人物出现，逆向的政治诉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正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错误思潮难以抑制，甚至越批越香、越批社会知名度越，以至名利双收的反常现象。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首先，要教育干部真正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性。应该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有很大的欺骗性和渗透性。历史虚无主义对消解社会主旋律的负面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的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无限放大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 。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历史虚无主义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这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却起到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甚至导致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否定和颠倒历史大行其道，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全盘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的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从1987年秋天开始，在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浪潮，“暴露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其次，在各种错误思潮面前，要旗帜鲜明地敢于表明我们的态度，敢于“亮剑”。多年来，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往往表现出“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软弱状态。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使我们在是非面前偃旗息鼓;一些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已经打上门来了，我们却怕“炒热”，自动“退避三舍”，而不敢“礼尚往来”。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加以改正的。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如果连自己都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群众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呢?事实表明，不敢亮明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只能弱化群众的辨别力，而不能欺骗对方，更不能阻止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敢于坚持真理，又善于表达真理，真理就一定会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心。 再者，要严明党的纪律，党首先要管好党。党的纪律，是包括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毋庸讳言，在一个时期内，在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同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的党员无视党的政治纪律，随意发表违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错误言论，甚至任意践踏宪法规定的红线;有的党员热衷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力图用私有化来误导我们改革的方向，要求按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所谓“普世价值”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企图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党员毫无顾忌地歪曲党的历史、否定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特别是不遗余力地攻击、污蔑和抹黑党的领袖;有的人甚至通过在境外海外发表大量不顾事实、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和书籍，再采取“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影响群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违纪行为，严重损害党的形象，瓦解党的战斗力，消解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制止而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