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毛主席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共六卷，3845页。石林同志自今年二月十一日购得此书之后，第二天起开始阅读直到7月19日，先后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才读完。边读边作笔记。先将其读书笔记分卷发表如下。本期先发表第一卷读书笔记。
这一卷记述的是毛主席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事务活动记录。 兹将我在阅读中感受最深的几点记述如下： 一是感到毛主席的公务工作量是很大的。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上午才休息了几个小时。经常是彻夜工作。这样长时期地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操劳，几乎完全没有他个人的私人空间，真正体现了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是常人做不到的，是很值得人民尊敬和感激的。解放初期，我还年小，不懂世事。读了《年谱》上这些记载，才深切地感悟到当年我们的欢乐和幸福，是毛主席这一代革命先辈们为我们创造的。 二是毛主席对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亲力亲为、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的。此书记载他对建国后继续进军西南、西北，解放全中国(包括对台湾的解放，后因抗美援朝战争影响而没有解放)、对抗美援朝战争(除离开北京到石家庄二个月主持毛泽东选集出版事宜外)、对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对‘三反’、‘五反’斗争等工作，都是他和周总理直接指挥的，绝大多数电报都是他俩直接起草、核稿后发出的。如五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七月七日即电栗裕上京，七月八日即组织东北边防军，派出四个军布防东北地区。八月二十三日听军委汇报分析美军有可能从仁川登陆(立即发电报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十月一日美军过三八线，二至五日中央开会研究决定出兵，八日即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电告金日成，同日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商谈军事援助，十九日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秘密入朝。这一阵紧锣密鼓地安排过后，毛主席又对入朝后的军事行动作了周密的布置，对选择首战尤其缜密。整个战争期间，不仅有长远和近期战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还有战术谋略、战机选择、排兵布阵上的安排，从兵团、军、师甚至是团一级的位置、走向、出发到达时间等都指挥得很具体、很细致，对敌方的动态了如指掌，有时候还把在北京搜集到的敌方情报告诉在前方的彭德怀和金日成，对敌情的分析、判断都很准确，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但他又从不限制前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从他与前方首长的来往电报的频繁和密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有时一天内双方来往的电报都有三、四个来回之多。如五二年十二月七日邓华回国向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场情况时说;“有一次，志司(注：志愿军司令部)凌晨一点发出的电报，到两点就收到了回电，主席真是太操劳了。毛泽东说;兵贵神速嘛!我同秘书说了，凡前线来的电报，随到随报，一分钟也不要迟延。你们是在大炮底下，没有你们在朝鲜，我在这儿也不得安宁喽!”(P634页)这种工作作风是值得敬仰的。 三是毛主席对很多工作的思考是很深入的，很细致的。如建国后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就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如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毛主席在阅读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一份记录稿(注;这不是中央文件，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时，写了多处批语。在记录稿谈到‘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他批写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他批写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在记录稿中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他批写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在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处，他批写道;“完全错误的说法”，……等等(P115页)，这些批语说明毛主席对掌握政策是很注意的。对下面的错误认识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五反’运动后期，他为中央起草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批示时，他电令全国统一按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划分，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两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政策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P512，P514，P517，P521、P524等页)。这样就安定和团结了大多数，保证了生产和经营的正常进行。孤立和打击了极少数。如上海市委报告：“上海‘五反’第一战役中，七十四个重点户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无心生产。为此，我们于四月三日召集这些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刑事处分。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听到政府宣布这些政策后，这些资本家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P541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制定这些政策的威力和效果。 四是苏联和斯大林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支援是很慷慨的、无私的、是全力支援的，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入朝前我军一个军只有各种口径炮共36门，而美军一个军则有1500门。我军还没有空军。也就没有制空权。武器装备是极为悬殊的。故多次向苏联求援。五〇年十月八日派周恩来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后，十二日他们共同回电毛泽东：“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支援志愿军作战”。(P211页)五一年三月一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增派空军掩护中朝后方线及增加运输汽车定货问题，三日斯大林即回电“同意增派两个驱逐机师入朝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作战，增建机场，供给六千辆汽车”，后又增派一个大驱逐机师至安东。(P310-311页)。 五一年六月，又派高岗同志去苏联向斯大林同志汇报请求支援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获准”，苏军总参谋部认为中国要求的每个师的装备标准还不够强，必须配坦克，增加火炮，按苏方编制标准当年可交付十六个师的装备，其余的后两年陆续交付(P361-362页)。其他还有几批增援就不再引述。 五是从年谱第一卷中看，建国后毛主席的亲友、过去的师长、同学、同事写信给他反映情况、要求工作学习机会、寻求帮助、希望上京会见的很多，他都给予了回信。仅从本书中记述他给以回信的，我估计约有一百以上至二百件之多。每月至少几封，多时一天就有十几封之多。如五〇年五月七日复信十六封，五月八日复信十六封，五月十日复信七封，五月十日又复信十二封。对反映基层情况，提出工作意见的，都表示感谢，如“感谢你的好意，征粮中出现许多弊病，政府已有令纠正，不知结果究竟如何?便时尚祈详举见告为盼!”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对要求工作的，一般都是答复：“先生工作岗位，似以在原地为适宜，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参加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工作问题，应在当地设法解决，不要来北京”，“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问情况可来信告我”，“因京中人浮于事，不易解决”，“我现在难予为助，尚祈鉴谅”，等等，以致引起一些亲友的误解与不满;对革命烈属的回信则多为：“林尉同志死事，极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周玉麟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对生活有困难的亲友及他原在一师的语文教师袁吉六的遗属则用自己的稿费三、五百万元(旧人民币)予以支持;只有极个别的人如周世钊、张干(原一师校长)等则请到北京晤面并陪同游览(P128-134等页)。这种不徇私情、严于律已的作风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六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也是很突出的。如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批复外交部的一个报告后批示：“这个文件看过，很好。照发。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P437页)又如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时批道;“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积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P444页) 七是他对前朝元老（如宋庆龄、章士钊、程潜等）、民主党派（如黄炎培、张澜等）、知名人士（如柳亚子等）、他过去的师长（如原一师校长张干等）等人，都是很尊敬、很客气的，倾听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有时还陪同进餐游览等。对他们的来信都有认真回复，用词极其恭敬，谦虚有礼，都是亲自出门迎送，尽兴长谈，认真，对他们的个人困难都给予特别关照，对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转交有关部门或地区查实后作出回答或解决。其中尤以黄炎培在这方面的来往书信最多，反映的意见和情况也最多，他每次都亲自回信，并多次将中央或地方、部门的有关内部文件直接转送黄炎培阅读后请他‘掷还’给毛，让黄了解真实情况。这类事情在年谱中每月都有几例。随手翻书就可看到，故不再举例。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得到了各方面的竭诚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统一战线和力量。他老人家为全党做好统战工作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八是他得知毛岸英同志牺牲消息的情况，《年谱》上是这样记载的：“五一年一月二日，阅周恩来同日给毛泽东、江青的信和他送阅的彭德怀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得知毛岸英已在朝鲜牺牲。周恩来在信中说：‘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当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P275-276页) “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玉泉山听取彭德怀汇报朝鲜战争情况，……在彭德怀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时，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的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各种飞机约一千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P305页)。”作为一个父亲，老年丧子，这是多么大的悲痛?得此迟到的消息，该是多么的震惊?但毛主席却如此平静，‘事已过去，不必说了’。只到牺牲后近三个月才听彭德怀介绍牺牲时的情况，却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据我所知，毛岸英四四年在苏联时已是坦克中尉，入朝前在北京人民机器总厂当党总支书记，至少也是营级干部了)，‘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这种胸怀是何等的高尚!胸襟是何等的广阔!直到毛主席逝世后人们才从他的柜子里找出一个箱子，里面整齐地放着毛岸英的衣物，说明这几十年来毛主席就是这样深深地怀念他的儿子的。这是多么伟大的爱。伟大的父子之情。他教育和带领一家人投身革命牺牲了六、七位亲人，有谁能比? |
